文丨李佳 孙一昊 贡森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进入最后五年冲刺阶段，但其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面临显著挑战，仅有少数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背景下，在2030议程最后五年冲刺期，国际社会亟须集中力量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推进紧迫目标实现，并为谋划和布局后2030阶段的全球发展议程提供基础和框架。
本文梳理了当前围绕“后2030议程”的三种讨论，认为“全球重构型”路径更具现实性，符合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的整体利益。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数智化转型、绿色发展应成为2030议程最后阶段的优先方向。
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议程”）。2030议程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指南。过去十年，2030议程取得一些积极进展。
一是2030议程凝聚广泛的理念共识，其目标原则得到各国高度认可，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流话语和各国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二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可及性方面取得了可量化的进展，尤其是在减贫、公共卫生、教育、清洁能源等领域。三是全球数据收集和监测体系亦日趋完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也实现了动态调整。
同时，2030议程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整体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根据最新的第十版《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截至2025年，仅有3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按计划推进或取得适度进展，近一半目标进展缓慢，18%的目标甚至出现倒退1。从中期成果来看，2030议程目标远未达预期，世界处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紧要关头。
当前，多边发展合作的政治环境显著恶化，国际发展合作遭受严重冲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趋势显性化，一些主要国家对2030议程的承诺出现倒退。美国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先是在2025年4月宣称“拒绝并否认”2030 议程，声称2030议程与美国主权和国家利益不相容，随后又关闭了运行近60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2026年初，更是系统性推进“退群”政策， 宣布退出多达66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这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制度基础造成了实质性冲击。同时，西方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潮对国际发展援助产生怀疑，动摇了国际社会对多边发展的信心。
此外，俄乌冲突、巴以局势等地区危机此起彼伏，不仅夺去了各国政治关注和财政资源，还进一步削弱了国家间的信任，使国际贸易、技术转让、气候融资等关键合作领域举步维艰。
随着2030议程进入最后冲刺期，在国际环境变化、资源受限的情境下，国际社会必须直面困难，在2026—2030年这一关键五年期，一是要冲刺推进底线性、紧迫性目标的实现，如贫困和饥饿问题；二是要考虑到与“后2030议程”的衔接，进而通过五年冲刺夯实未来发展的基础。
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国际社会已难以在短期内全面推进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须在现有目标体系中做出取舍，优先选取若干重点领域集中发力，推动2030议程“交出成果”；另一方面，有必要超越实现短期目标这一视角，提前谋定2030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基本方向。
2024年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的《未来契约》为“后2030 议程”谈判设定了时间表，2027年将启动为期约两年的正式讨论。
就“后2030议程”的布局，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已经展开了探讨、争论和博弈，呈现整体延续型、全球重构型和“区域多元型”的路径之争2。
一是“整体延续型”， 主张继续保留顺延2030议程至2040年或2050年，增补少量子目标以反映新议题，这是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基本主张。
二是“全球重构型”，认为现有议程已难以充分回应新形势下的全球性挑战，主张对2030议程的结构、治理和执行机制进行全面评估，推动较大幅度的、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制度改革和框架重塑，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印度政策界和学界明确提出了“后2030议程”需要新的制度范式3，发达经济体的学术界也整体上对此有诸多讨论。
三是“区域多元型”，是指在全球共识持续弱化的背景下，难以形成新的统一的全球议程，只能更多地依赖区域性合作框架。
本文认为，“全球重构型”路径是一个更具现实操作性的选择。首先，一个一致的全球性议程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凝聚人心和力量，维持国际社会基本的秩序与合作基础；其次，与整体延续既有目标体系相比，“全球重构型”路径并非简单否定2030议程的价值，而是回应了2030议程目标过于宏大、执行机制缺乏效力等内生性不足问题，旨在重构更为务实和聚焦的目标体系，有利于集中资源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优先目标的实现。对我国而言，既能带来引领议程的角色空间，也符合我国整体发展利益。
因此，在2030议程的最后五年，引导国际社会聚焦若干关键领域寻求突破，是一条更为务实和有效的路径。基于基础性和战略性，本文提出三大优先方向：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数智化转型、绿色发展。这三大领域既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中最为突出的短板所在，也是未来全球发展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与我国的发展优势以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关切高度契合，具备更好凝聚国际共识的基础。
1.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
消除贫困是2030议程的首要目标，也是“后2030议程”必须攻坚的重点。经过几十年全球减贫努力，极端贫困人口比例总体下降，但新冠疫情使减贫任务重新严峻。如果当前趋势持续，2030年全球将有5.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4。不平等现象加剧，南北发展鸿沟进一步扩大，世界不均衡的发展进程正在让最贫困的群体进一步掉队5。
全球南方国家还面临减贫的融资困境。《2025债务世界》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公共债务增至10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共有61个国家将超过10%的政府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压缩了各国减贫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34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超过医疗或教育支出的国家6。
为此，国际社会应加大力度推进减贫合作。首先，发达国家应在弥补发展筹资缺口上展现更大担当，切实兑现援助承诺并减免债务，动员更多发展融资投入减贫项目和减贫投入。
其次，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让全球南方国家的增长成果惠及贫困群体。支持全球南方国家产业多元化和技术升级，创造就业机会，并加强教育培训等能力建设，提升弱势群体技能。关注不同区域、弱势群体和社会分层的具体性，既要推动贫困的总量消除，也要推动最不发达国家建立兜底性的社会安全网。
最后，搭建国际知识分享平台，强化减贫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重点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包容性发展或利贫性增长的治理能力。对我国而言， 可以在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等优势领域做出更多支持和承诺。
2.推动数智化转型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过去十年间，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和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全球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为发展中国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分析，数字技术有望对约7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起到直接促进作用7。
数智化转型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实现教育、医疗、减贫、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支撑。然而，数智红利的全球分配极不均衡，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运行体系，“数字鸿沟”正演化为“数智鸿沟”，成为阻碍全球包容性发展的重大障碍。当前仍有约38%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8，高收入国家网络已近全域千兆覆盖，低收入国家接入率仅27%，且资费负担沉重9。
算力资源、核心技术与高端人才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算力贫困”与技术壁垒。且即使具备网络连接，数智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差距也使许多弱势群体无法充分受益。数智鸿沟与传统的发展鸿沟相互叠加，发展赤字进一步凸显。
为此，国际社会须携手加速推动全球数智化转型进程，以普惠包容的数智合作弥合数智鸿沟。首先，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数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支持其建设宽带网络、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普及，力争在2030 年前实现全民数字化和智能化基础联通。多边开发机构和私营资本可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落后地区开展重点项目，使互联网接入像基础教育和清洁用水一样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推动数智能力建设和技术普惠。围绕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政策对话、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反对“筑墙设垒”和“科技封锁”，加快技术和知识分享，加强数智专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数字素养，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工具转化为数智化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让数智时代的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全人类的发展。最后，应继续发展全球数据统计与监测体系，加强数据能力建设援助，推动各国在数据标准、开放数据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具备利用大数据、遥感和人工智能监测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能力。
3.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实现2030议程的关键路径，是驱动全球南方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其核心在于能源体系的低碳转型，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近十年来，以风电和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突飞猛进，成本降低超过八成，其经济性已经全面超越传统能源，绿色低碳与经济发展从矛盾对冲关系逐步转变为互促共进关系10。
但全球绿色转型在实践推进层面仍面临明显的迟滞，技术潜力与现实执行之间存在结构性落差。《2025世界能源可持续性评价报告》显示，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占比仅为19.0%，多数国家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11。部分国家在推进能源普及过程中仍沿用高碳发展路径，能源清洁度和系统可靠性改善有限。国际能源署警告，为实现1.5°C控温目标，2030年前需要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扩大三倍，全球平均年能效提升率必须从约2%翻倍至4%12。
为此，各国应携手加速绿色发展。第一，以清洁能源转型为重点方向，将可再生能源目标与电网改造、储能布局和终端电气化协同推进，推动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提升，提高非化石能源在新增能源供给中的占比，加速淘汰煤炭等传统能源。
第二，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重塑能源需求结构。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正成为能源消费增长的重要驱动。国际社会应引导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协同布局，支持发展低碳算力体系，避免在数智化进程中被迫依赖高碳电力，进而导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再度承受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
第三，完善国际支持与合作机制，敦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兑现气候资金承诺，扩大对清洁能源、储能和能源数字化领域的长期融资支持，促进最佳实践经验分享。
一直以来，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和一些领域的关键引领者。中国在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数智化转型、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成功的发展经验，在全球南方国家表现出了较强的吸引力，为2030议程收官期以及“后2030议程”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分享的实践基础和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是推动2030议程的中国方案，很大程度上能够为“后2030议程”的制定提供参考。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原则，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为“后2030议程”奠定坚实的原则基础和治理框架。中国可以积极推动自身发展经验、发展议程与全球发展议程对接，为促进2030议程基础性紧迫性目标的实现和“后2030议程”的制定及两者间的衔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文｜李佳、孙一昊，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贡森，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丨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1-2月刊
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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