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影视作品开始认真探讨老年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尊严时，这场关于“如何老去”的社会对话，已然迈出了关键一步。
上周，由张国立等主演的都市家庭轻喜剧《我的后半生》收官。这部聚焦老年丧偶、孤独困境的剧集，凭借“黄昏恋”这一大胆切口，一经播出收视率就一路飙升，更引发两极热议：有人盛赞其“打破老年题材苦情套路”，也有人质疑“剧情悬浮脱离现实”，而争议背后，恰折射出老龄化社会对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的认知撕裂。
剧情简介：
该剧根据王蒙的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改编，讲述了70岁文学系已退休教授沈卓然晚年的情感经历和家庭故事。沈卓然儿女双全、三代同堂，发妻去世后他在老友的鼓励下开启了相亲之旅。他先后遇到了四位相亲对象。善解人意的护士长因房产与他分道扬镳；女科学家癌症复发选择了不告而别；工会主任的强势让他受到心理打压；酷似发妻的对象提出了让他为难的要求。不同的情感经历给沈卓然带来了新的成长，他对爱和生活的思索也影响着一路陪伴的家人们。
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亿，意味着每5人中便有1位老年人。在这场势不可挡的银发浪潮中，笔者认为《我的后半生》的价值已超越情感议题的表层探讨。该剧用轻喜剧外壳包裹着严肃的时代命题：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不仅需要养老床位与医保体系的硬件支撑，更要直面老年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需求——他们依然渴求被爱、需要审美、坚持决策。
剧中，沈卓然在妻子离世后，以相亲为盾抵御孤独，却在与不同女性的情感故事中屡屡碰壁。从期待“老来伴”到领悟“内心强大才是归宿”，这条看似荒诞的寻爱之路，实为一场对老年精神世界的深度剖白。当子女将赡养等同于物质供给，当黄昏恋被贴上“为老不尊”的标签，结尾那句“你要是好了，那就什么都好；你要是拧巴了，那就什么都拧巴”的台词，直指老年精神世界的困境：在物质基本保障的当下，情感尊严如何实现？
相信在不少人的观念里，老年人是不会再有恋爱需求的。他们认为，在这个年纪，最重要的事应该是好好养老。但在《我的后半生》中，观众看到了老年人的浪漫，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剧中，沈卓然为暗恋对象连亦莲（40多岁的护士长）写藏头诗传情，热恋时以歌声示爱…… 剧集通过这些细腻笔触，将老年情感中的炙热与笨拙、真挚与可爱悉数展露，悄然打破了“老年人不需要爱情”的刻板想象。
剧中老苟（沈卓然的同事，70岁左右）与小田田（老苟30岁的小女友）的爱情更是真实而触动人心。在外人看来，老苟与小田田并不匹配，可他却开心而任性。老苟在自己的遗嘱里面，明确交代要把房子留给小田田，并声称这不是“遗产”而是她的“嫁妆”，无疑表明了他对这段感情的珍视，他们的故事也让人感叹爱情从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变得廉价。
尽管有一些网友质疑剧情浮夸，但如深入思考就能明白，这其实是创造者通过艺术手段来反映被忽视了很久的问题：老年人在离异或丧偶后，到底需不需要爱情？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和生理条件会发生变化，但与年轻人相比，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情感的需求减少。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对全国2000余位老年人进行了调研及访谈，同时借鉴了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老年人也有进行人际联结、感受人际温暖、获得情感归属的需求，有‘被爱’和‘主动去爱’的需求”。
除了情感需求，笔者发现这部剧在审美需求、意义追求、自主决策以及有尊严地老去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老年人多层次的精神生活向往。
当我们传统地认为老年人在服装穿搭上功能性（保暖、防风、透气等）优于审美时，当有些人认为老年人穿搭需要归于保守，甚至认为老年人早已过了追求美和时尚的年纪时，《我的后半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老年审美。例如，小红书上有专门讨论演员穿搭的帖子，“张国立一点不输年轻人的品味”“邬君梅的衣服都好好看啊”…… 此外，剧中老苟、彭玉兰、聂娟娟等角色的服装穿搭也让很多中老年人集体种草。
剧中，彭玉兰（沈卓然的一位追求者）的穿搭造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时尚气场。她穿着的那件大红吊带连衣裙，看似不符合传统对老年人穿着的观念，实则是她独特时尚态度的体现。它不只是一件普通的裙子，更代表着一种敢于挑战自我、跨越年龄界限的精神。为了追求幸福，彭玉兰精心打扮2小时，穿580元粉红色裙子，看似宽松随意，实际上上半身是瘦款，下半身裙摆是散开的，这种让她看起来更精致，而不是过分随意。
剧中的天文科学家娟娟老师，喜欢的衣服颜色就很素颜，款式也很简约，她虽然一头花白的头发，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依然是文艺优雅，有气质。她们会在重要时刻特意换新发型,买新衣服,配新丝巾。追求美在任何年纪都是一样的。
这不仅是造型团队的胜利，更是对“老年人不配时尚”偏见的绝地反击。不要所谓的“妈妈装”，会穿又敢穿的老年女性也可以洋气高级。随着年龄增长，头发可以变白或发量稀疏，但并不代表老年人就不再有“美丽”的需求和权利了。
在传统认知里，人老了就会远离人群、脱离社会，他们的终极归宿更多的是在家里带孙子（女）、为子女事业或家庭做好支撑。《我的后半生》展现了银发群体的主体性，让我们看到了老年人的意义追求。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老年合唱团、舞蹈队、旗袍队、昆曲、钓鱼等），也有自己志同道合的老哥们、老闺蜜。这些社团不仅是兴趣的载体，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对生活意义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当人老了，仿佛就会失去对于人生的管控力，一切都不再由自己做主。剧中老年群体直面生命自主权——沈卓然签了遗体捐献书，并在最后选择离开儿女与老友共同去住养老院；聂娟娟在癌症复发后选择独自离开……这些场景折射的是老年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权与选择权的庄严宣言，是对自我生命尊严的维护。人老了，身体机能会衰退，但决策能力不应该跟着衰退。除非认知出现严重问题，否则，老年人有权利，也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
我们习惯了赞美青春的美好，总说要“年少有为，不负韶华”，却鲜少去体味一个道理：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同样重要、一样美好。积极老龄观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生命周期的价值——老年并非衰退的终点，而是蕴含着持续成长可能的人生新阶段。
《我的后半生》也启发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当我们把老年人（长寿）当作社会负担，把老龄化当作严峻社会挑战时，却早已忘记了长寿其实是人类由始至终一直在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成果。我们也鲜少去思考一个重要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年轻人设计、为年轻人服务的世界。不是老人需要适应世界，而是世界该学会看见老人。
而对老年群体的认知错位会导致双重困境：社会服务系统难以识别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商业创新陷入“适老化改造”的表层逻辑等。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认知升维——老龄社会不是需要应对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进程。这要求我们超越生理年龄的区隔，以人本思维重构社会基础设施。对于很多想要抓住银发商业机遇的企业而言，则需要穿透年龄壁垒的人文精神与人本设计思维。真正可持续的创新，源于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和对人性需求的洞察。
编辑丨暖小馨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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