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晶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原主任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变乱交织，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各国利益紧密相连，既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又充满激烈竞争并随时遭遇不确定性和各种挑战。人类文明在取得进步和成就的同时，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考验。

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早期的思想先哲们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梭罗、缪尔、平肖、利奥波德等都发出过严肃的警示，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的悲剧，也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战后重建经济活动及其加速发展又带来了以化学污染为主的环境问题，使地球生态系统危机雪上加霜。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发起了影响深远的现代环保运动。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出“旷野中的呐喊”，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莱利欧·佩西呼吁应对“人类困境”，学者德内拉·梅多斯等的《增长的极限》、经济学家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以及芭芭拉·沃德与勒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对粗放式发展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威廉·麦克唐纳的《从摇篮到摇篮》提出“废弃物等于资源”的理念，绿色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霍肯指出“资本主义”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这个最大的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警示“我们正在进入气候赌场”……

1987年布伦特兰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后来可持续发展定义的经典出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开宗明义：“人类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号召要协调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为了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各国按照可持续发展“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大原则，在概念化可持续发展内涵以及量化其具体外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2015年193个国家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个子目标。在联合国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世界各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计划项目和行动，国际知名人士和著名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奔走呼吁和积极支持，掀起了自里约会议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高潮。

然而，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全球环境治理的表现低于预期，雄心和承诺的后面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结果。相反，能源危机、资源争夺、生态破坏、贫富差距等矛盾仍在持续加剧。一系列的数据使人们无法摆脱长期以来的焦虑：2024年已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南北极冰川的融化速度比20世纪90年代快了6倍，全球海洋微塑料含量比2005年增长了约10倍，地球上每天有72种生物消亡，多达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的威胁，全球每小时沙化的土地近7平方千米，每年与空气污染相关疾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2% ……

根据联合国专家评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除了少数目标如互联网和移动宽带等方面有望达到，大多数目标都几乎无法实现。气候变化作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从里约全球携手启航到京都谈判步履艰难，从巴厘岛明确“路线图”到哥本哈根的失望沮丧，从巴黎开启新征程到格拉斯哥“最后的机会”，再到迪拜的“转型脱离化石燃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实施风雨历程30多年，各国的利益博弈贯穿全程，加上治理资金短缺、技术转移困难、激励机制与约束力不足等因素，气候治理困难重重，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俄乌冲突、中东动荡，各种矛盾暗流涌动，对全球经济及其供应链产生冲击，推高能源、资源、粮食和环境风险，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对关键矿物和能源及水资源等形成不可忽视的压力，多重危机叠加对人类和地球福祉产生巨大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五大趋势

尽管如此，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相反，需要更加团结、重拾信心、付诸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4年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要采取集体行动，不仅为应对当前的危机，而且为可持续、公正与和平的全球秩序奠定基础。

展望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有以下几个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各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特别是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继续巩固发展。由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发展模式转变已是各国共识。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达成的“转型脱离化石燃料”不仅为全球能源长期转型路径提供了明确的思路，更重要的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不再依赖化石能源表达了决心，反映出告别不可持续的化石燃料，转向新型零碳、清洁高效、地缘安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轨道已是潮流所向和大势所趋。COP28确定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增加3倍和能源效率提高2倍，为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确定了目标。

英国于2024年9月宣布关闭最后一座燃煤电厂并提出到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1%；2025年底将召开COP30的东道国巴西也发布到2035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67%的气候目标以及“未来燃料计划”等一系列行动措施；中国在2022年实现了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超过煤电装机的历史性跨越，近年来在风光设备制造、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热泵等领域展现了强劲的技术竞争力，对零碳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的完整产业链建设做出了贡献，2024年11月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未来世界各国在能源结构的转型和绿色发展方面将不断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努力取得进展和突破。

第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正义的任务更加迫切。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倡导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然而贫富差距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为24个，如今已经增加到48个。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全球财富占比已接近50%。世界银行在各类报告中警示，全球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加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影响贫富差距的各种因素如资本流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源、教育与就业、社会保障、经济结构、制度安排等相互联系并复杂交织，国际社会需加大对贫富鸿沟产生原因的研究和解决的力度，尽最大努力缩小贫富之间差距，包括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解决老人、儿童及残疾人等脆弱人群的基本生活条件、确保人人得到负担得起的卫生设施和安全的住房、普及基础教育及减少文盲比例等一系列问题。

“贫困是最大的污染”，贫困问题不解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理念将变成空谈。2024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未来契约》将消除贫困作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提出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上制定205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表述可持续发展支柱内容的重中之重。当前全球贫富差距与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理念格格不入，未来必须走向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经济发展，使每个地方的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第三，生态系统安全和地球健康问题将引起更广泛的关注。确保地球上人类生存的安全空间和边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当前地球健康的警报正在拉响，世界正在超越地球这个人类居住唯一行星的极限和“临界点”。

研究表明，在已识别的15个气候临界点中有9个处于已被触发或即将被触发的状态，“末日冰川”南极西部冰盖消融崩塌，全球珊瑚礁白化和低纬度珊瑚礁消亡，永久冻土层迅速解冻等已经开始出现。突破气候临界点不仅会对局部生态气候系统产生影响，更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地球“体检”指标中的生物多样性、土地、淡水、营养物污染、新型化学物质等已经被认为处于不正常状态，其中有些已经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地球生态系统变化的程度已超出人们的先期的研究和预测，加拿大著名生态学家威廉·里斯当年对“生态足迹”的讨论面临一系列新的更加严峻的问题，“碳足迹”的量化计算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和科学方法的完善，各类新旧问题的叠加给已经十分脆弱的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

为此，要关注超越地球生态界限的重大风险，认识地球健康与人类福祉的内在关系，不能被动等待，要立即行动起来，完善全球治理模式，按照联合国提出的“所有国家和利益攸关方携手合作，让地球治愈创伤并得到保护”，在2030年前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功能丧失的趋势以及自然对人类服务与贡献能力的降低，到2050年重建所有陆地和海洋生物群落的自然恢复能力，使地球尽快恢复到安全区，避免导致地球生命支持系统遭受不可逆转的代际损害，保障人类和地球系统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运行。

第四，全球金融改革急迫性明显增强。当前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社会期望金融机构就降低中低收入国家可持续投资风险的原则达成共识并停止对影响和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行动进行投资。同时，扩大有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步伐，推动人力资本、商业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功能互补与优化，加强金融机构的协调促进跨境投融资，并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友好领域。

联合国未来峰会要求通过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激励计划，弥合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缺口，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继续充当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全面且按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可持续发展融资，特别是确保低收入国家获得低成本的长期气候融资，符合全球净零排放路径的实施和增强气候适应力的要求。

2023年COP28会议上各国支持并由世界银行托管的“损失与损害基金”取得进展，帮助受气候风险影响的脆弱国家减少气候变迁负面冲击并强化其气候韧性。2024年COP29“巴库气候团结契约”达成新的气候资金集体量化目标（NCQG），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及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

虽然与应对气候威胁的艰巨任务和气候变化融资的缺口相比还远远不够，但都是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和协商取得的进展。可以预期，未来国际社会将继续推动金融架构的改革，支持能源结构调整和化石燃料替代，鼓励投资跨境绿色电网、重工业绿色贷款、清洁能源技术体系建立、航空航海低碳交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导向的融资政策与行动实施。

第五，寻求更加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途径成为共识。全球性问题远超任何一个国家或阵营自行解决的能力范畴，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评估显示，由于各国近30年来有效合作，《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许多国家提前实现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目标，地球上空的臭氧层正在显著恢复；巴库会议就碳信用问题达成共识，为各国开展碳交易奠定了基础，被视为建立全球性碳市场艰难而重要的一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协调，丹麦政府出资，中国、加纳和赞比亚三国共同实施的技术转移合作，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帮助提升了非洲国家的电力供应水平和技术使用能力，成为联合国框架下以需求为导向的“北南南”三方合作模式典范。欧盟“恢复我们的海洋和水域”使命项目提出支持可持续蓝色经济以及开发海洋数字孪生等内容，并提出到2030年将海上塑料垃圾减少50%等具体目标和资助经费。这些案例为各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发。

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和复杂性，各国在自身利益的支配下立场不容易取得一致，即使艰难达成某种妥协，由于缺少有效协调，在行动层面往往延缓和滞后。当前，《巴黎协定》的落实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全球气候变化伴随碳减排责任和义务、新能源技术市场竞争、碳关税贸易壁垒等因素出现新的博弈，势必影响传统地缘政治经济面貌并可能诱发新一轮分化重组，进一步加大了合作难度。面对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展现加强团结、坚定信心的精神，坚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为建设和平公正、平等包容、可持续和繁荣的世界找到务实有效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作者丨黄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原主任

编辑丨王秋蓉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5年1-2月刊

原文标题丨《栉风沐雨 负重前行——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观察》

图片丨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