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盟正式实施全球首个“碳关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达成“阿联酋共识”，全球低碳发展正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低碳竞争中所处的方位，如何帮助企业理解当下低碳发展的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内进展趋势，企业该如科学应对，受到各方尤其中国企业的普遍关注。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在低碳发展领域有20年从业经验的波士顿咨询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周园女士，请她从全球视角进行深度剖析。

对话嘉宾 周 园 波士顿咨询（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BCG公共部门和基础设施专项亚太区及中国区负责人，BCG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委员会委员兼中国区联席负责人，在BCG北京办公室和伦敦办公室拥有近20年的工作经验。

“双碳”驱动新动能，加速淘汰旧产能

CST：在全球经济恢复乏力、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向世界宣示“双碳”目标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意义？

周园：中国为什么提出实现“双碳”目标？我认为，这不单单是为了全球气候或地球生态，更是为了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种选择。现在全球在减碳议题上已经形成高度共识，欧盟也好美国也罢，大家其实都在抢占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地。当前的全球经济总体是非常不乐观的，关键就是找不到发展新动能，这与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较大差别。

新动能到底在哪儿？我们认为，绿色低碳就是新动能。低碳领域涉及大量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服务，在巨大投资下会涌现很多新的发展赛道。所以尽管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还远没到碳达峰、碳中和的阶段，但这是一场我们不能等待的竞争，其关乎整个国家经济和竞争力。

应该看到，经济发展与减碳并不矛盾，它们不是以彼此为代价，而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人说俄乌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看到德国重启煤电，认为欧盟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步伐开始放缓，担心能源危机会导致人类重回化石能源的老路。

我认为，或许短期内存在反复，但长期来看，欧盟一定会积极取代传统化石能源，甚至更为激进地发展新能源，这个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欧盟后续出台的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

CST：在中国提出“双碳”目标的三年多时间里，您观察到中国形成了哪些低碳发展的新动能？同时，哪些行业正在被加速淘汰？

周园：“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3年，我国的“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可以看到，包括新能源汽车、风能、光伏等在内的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并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这些行业是第一波新动能，相信后续还会有很多相关产业出现和成长起来。而那些重污染、重碳排，附加值不高或依赖劳动密集增加附加值的产业，正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十年前，在国家重拳治理污染的时候，就已经清理了很多重污染、重碳排的产能和企业，“双碳”目标的提出正加速这一进程，尤其在中国的碳定价与国际接轨后，高碳排企业成本压力更大，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

过去，很多中国企业是通过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的，包括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今我们看到以欧盟碳关税为代表的国际规则，正试图以绿色发展竞争力取代低成本竞争力。未来，企业是否具备可持续低碳发展能力非常关键，决定了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企业减碳，要为“增”而“减”

CST：您认为哪些中国企业对碳排放约束感知较强？

周园：四类企业对碳排放约束的感知最为强烈：

一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尤其是出口欧盟和美国的企业，其中出口欧盟的企业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二是上市企业，它们在ESG信息披露方面面临较大压力；

三是国有企业，尤其是重碳排的国有企业，包括石化、建材、钢铁、民航等重点行业的企业，它们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四是国际企业，它们面向全球市场，面临来自全球消费者、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要求减排的压力。

但总体而言，中国大部分企业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减排的压力，喊口号的多、真正行动的少。

中国推进“双碳”目标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与全球“自然达峰”国家的企业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据波士顿咨询测算，一个国家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通常在2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还处于人均GDP为 1.2万美元的阶段；同时，从中国当前的工业化程度、能源占比情况来看，离“自然碳达峰”也还有相当的距离。在那些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其中产阶级消费者、股东、投资人对企业碳排放方面的社会责任有清晰的要求，所以它们受到的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压力。

中国有极强的政策贯通能力和执行能力。在“双碳”目标提出后，一些地方和行业反应非常迅速，甚至宣布提前达峰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过于激进了。

CST：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同时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企业在低碳发展上如何把握节奏，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低碳发展的前沿技术？

周园：我非常赞同“先立后破、积极稳妥”地推进“双碳”目标。波士顿咨询在全球做了约1700个绿色低碳发展的项目，总结出700多个不同的减碳举措，每个减碳举措的成本及其对减碳效果的影响是不同的。

企业减碳成本有三类：第一类是成本为负，因为减碳带来了能源费用的节降；第二类是成本较低，因为采用了成熟的低碳技术；第三类是成本高昂，因为一些减碳技术的应用成本很高，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

减碳是一项长期工作，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在长周期视角下，技术进步是非常快的，现在看来非常昂贵的减碳技术可能过几年成本会大幅下降。

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做好自身的碳盘查，综合考虑减碳的成本效益，梯次推进减碳工作，不必过于激进地设定“零碳”目标。说到底，企业做减碳，本质上不是为了“减”而减，而是为了“增”，即在减碳过程中发现更多创新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实现更好更负责任的发展。

低碳发展总的方向是需求减量、能效提升和能源零碳化。近年来低碳领域有七个方向的技术投资非常热，包括氢能、储能、绿色消费科技、建筑光伏一体化、智慧能源管理技术、智慧车路协同、CCUS，其背后有极其巨大的技术创新空间。此外，精准农业、合成生物等技术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巨大想象空间。

低碳产业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需要灵活应变

CST：COP28达成了“阿联酋共识”，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三倍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目标的提出，更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占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50%，且为全球提供了5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中国该如何抓住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全球机遇，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和影响力？这个过程中，可能遭遇哪些挑战？

周园：近来我出差到多个国家，对于全球新能源的发展有两个非常显著的感受。

一是发展新能源的需求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强烈需求，甚至传统能源富集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也都在设法向发展新能源转型。这表明推动绿色发展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国家在推动的事情，的确形成了全球普遍共识。

二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确实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贡献价值被低估了。以强大的产能为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在过去十年将全球新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压降了90%。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全球怎么能设立如此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可以说，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中国制造业工人都非常了不起，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非常具有竞争力。

同时也要看到，现在很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以产品销售为主，但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企业能把生产制造、技术转移到当地，不仅仅将当地作为产品销售市场。如果未来中国企业在新能源产业上还是以销售为主，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从欧盟委员会启动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就可窥见一二。

对此，我们势必要加深对“全球化”的理解——全球化不只是把产品卖到全球，还要考虑制造、技术、人才、研发，以及产品后续服务的全球化。例如，风机安装后，中国企业如何提供后续服务，常常是购买方所担心的，这需要中国企业在当地有足够强大的服务网络。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全球化”行动，也是企业全球化的必经之路。波士顿咨询早年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就是为跨国公司在华开展全球化业务提供咨询服务。中国企业不仅要服务中国市场，还要服务全球市场，让中国巨大的产能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造福于全球新能源发展。

当然，全球化背后的挑战是巨大的，尤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盲目自信，认为可以把国内这一套搬到全球去，但实际上全球化有很多在国内看不到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民意风险，等等。海外在劳工保护、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重要的一步是充分认识到有哪些风险，并为此提前做好预案。其中涉及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例如ESG信息披露要求企业有真实可靠的数据，如果企业没有很好的数字化基础，无法掌握数据，做起来就会很难。所以，这又对企业提升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CST：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在2023年10月进入过渡期，并将于2026年起征收“碳关税”。此外，美国等多国都在计划实施类似的碳关税。是否可以认为全球正围绕碳排放形成新的贸易壁垒？这对中国出口贸易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周园：的确，新的贸易壁垒已经形成。在COP28上，我们组织了一场以“全球贸易促进新能源在全球推广”为主题的小型闭门会议。在会上，我提出针对新能源的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欧盟提出增加新能源供给，但设置贸易壁垒会导致成本急剧上升，阻碍其新能源发展进程，这既不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不利于欧盟自身。来自欧洲的反馈是，欧盟的资金来自公民纳税，因此要用来补贴本土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同时，他们也很担心由新能源带来的发展增量都被中国企业“吃掉”。

所以我认为，未来贸易壁垒还会越来越高，到2035年，CBAM很可能在所有行业全面推行。并且，欧盟的贸易壁垒不止“碳关税”，其在2023年2月还出台了“绿色协议产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GDIP)，作为对美国《通胀削减法》的“反击”，其中包括《关键原材料法》和“净零工业法案”，核心是摆脱原材料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要求新能源清洁技术本土化。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除此之外，欧盟还针对提供ESG评级服务的公司出台了一系列新规，以增强ESG评级活动的透明度、可靠性。可以看出，欧盟正在成套地输出绿色规则，这将对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产业全球化带来巨大压力。

针对这一现状和趋势，中国首先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大声疾呼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挑战，减碳必须全球共同努力，减少壁垒、加强协作，中国愿意向全球贡献解决方案。其次，企业要做好应对各国相关法规的准备，既要做好合规，又要对未来可能出台的法规进行研判和预判，主动行动，保持敏锐度和应变性。

企业增强低碳发展竞争力的三个要点

CST：您曾提出一个国家的低碳发展能力将成为核心竞争力。对企业而言是否同样如此？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低碳发展时代的到来？

周园：的确是这样。对企业而言，把握好三个方面非常关键。

第一，及早行动，降低企业自身运营的碳排放。无论是面向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会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政府、法律法规、贸易壁垒的减碳压力，如果企业不早点行动去减少范围1、范围2，乃至范围3的碳排放，高碳排企业的运营成本将会上升得非常快，也就将快速失去市场竞争力。

第二，提前布局，抓住低碳发展市场增量的机遇。刚才我们谈到绿色低碳发展将带来新动能，会出现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如何抓住有限的做增量的机遇，企业要提早行动和布局，避免错失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低碳发展的能力。减少碳排放的基础碳排放数据，这些数据的采集、核查跟企业的数字化能力、科学管理能力、人才水平和培育能力密切相关，企业无论是推动自身低碳发展还是探索新的业务发展，这些方面的能力建设都非常重要。

波士顿在帮助企业做低碳转型项目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企业在第一阶段转型获得的效益要大于企业转型的成本，这样才能够为企业第二阶段的转型打好基础。

编辑丨邓茗文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4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