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施 涵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中心ESG中心创始主任

“ESG的目的是推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绝非一时的潮流。”香港大学中国商业中心ESG中心创始主任施涵在“2023年《财富》ESG峰会”期间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记者表示。“它的最终目标在于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激励企业采取行动，从曾经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根源转变为问题的解决者。”施涵进一步指出。

今年11月，由《财富》杂志主办的2023年《财富》ESG峰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与会嘉宾围绕“商业新指标：持续与共益”主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施涵告诉记者，目前大多数人尚未充分认识到ESG变革的深远影响，ESG的实质在于彻底改变整个商业运作逻辑。针对当前出现的“反ESG”声音，施涵认为，这些反对声音可以被看作是ESG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烦恼”。ESG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阶段，不太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轻松战胜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完成大规模的系统性变革。

ESG为何突然那么火？

CST：最近两三年，关于ESG的讨论特别火爆，但其实ESG并非新事物。哪些因素或事件推动了各界对ESG如此广泛关注和讨论？

施涵：当前，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实施进展缓慢，多数国家提交的成绩单并不理想。如何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要的是认识到企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没有企业的大力参与，可持续发展难以取得进展。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大部分人却不一定能够领悟到。即便认知到位，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即设法让企业更好地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期望通过“企业社会责任”（CSR）来推动企业从道德的角度减少自身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但实践证明，CSR无法实现上述目标。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首次提出ESG概念，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号召全球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将ESG融入其投资决策过程。

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列出了六大原则，倡导投资机构将ESG准则纳入投资决策。这是ESG投资第一次有了可操作的原则性指导。2009年，联合国机构发起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UN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UN SSE），推广交易所在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佳实践，特别是推动上市公司加强ESG信息披露工作。可以发现，国际社会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推动ESG投资的。企业界的大规模行动则始于2019-2020年，其中有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2019年8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布了“企业宗旨声明”，181名首席执行官宣布放弃“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强调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等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对股东的责任；另一个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时，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首次将“可持续发展”设为会议主题。

过去十几年，国际社会从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再到企业一直不断探索推动ESG，但真正的转折点实际上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疫情期间，人们发现ESG绩效好的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公司股价的抗跌性会更强。大家开始形成共识——ESG表现同企业韧性有密切关联，而韧性正是不确定性时代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也开始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新冠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陷入停滞近三年，而气候变化可能对经济社会带来比新冠疫情更大的冲击，因此，企业必须更加注重ESG实践和表现，以有效抵御未来气候风险。

在中国，很多人之前对ESG存在怀疑，有人甚至认为ESG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工具，用来制约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然而，人们的认知在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后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越来越倡导和强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22年5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社会责任局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并力争到2023年实现相关专项报告的“全覆盖”。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水岭。可以看出，国内推动ESG相较于国外较晚，并且进展迅速，所以人们会感觉ESG在最近两三年里突然变得很“热”。

但是，我想强调ESG的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而不是一时的时尚。长期以来，我们默认的社会分工是：企业负责盈利和纳税，政府负责解决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问题，而慈善机构则作为政府部门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以追求利润和最大化股东价值为主要目标，而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外部化。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和资源消耗增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用。为了扭转当前社会离可持续发展越来越远的趋势，我们必须让企业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转变为问题的解决者。这是一场深刻的发展模式变革，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ESG的出现是为了实现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

由于我国ESG发展时间较短，金融机构刚刚开始开展ESG投资，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相对滞后，政府在ESG法规和监管法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尚未在企业中普及，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绿色溢价接受水平也有限。因此，当前的ESG热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泡沫。我们迫切需要推动企业在ESG方面进行多样化的探索，真正建立一系列中国企业探索ESG的先锋实践，加快符合中国国情的ESG法规和标准的建设，加强有中国特色的ESG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虽然这些关键要素的发展需要时间，但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长期关注ESG，缩小我国与国际ESG发展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并增强我国在全球ESG框架标准制定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ESG生态体系有待完善

CST：大热之下，ESG也面临一些质疑。例如，美国有声音质疑ESG投资是否能给股东带来利益；ESG评级是否公正、权威、透明，等等。您怎么看这些反对的声音？

施涵：ESG领域受到的一些批评主要源于不同的主流评级机构根据各自的方法和数据为同一家企业提供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差异的评级，这也是当前推动ESG发展的一项挑战。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ESG评级的发展时间相对较短，缺乏一致的评级标准。从ESG的概念提出到现在，ESG投资仅经历了不到二十年的发展，而在中国，ESG投资的历史甚至更为短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期望ESG评级或ESG生态体系能够像财务评级一样成熟，其实是一种较高的期望。用历史的眼光来看，ESG评级存在问题并不足为奇。

此外，在讨论ESG投资时，我们不应将其与短期投资或传统投资相提并论，因为从理念上来说，ESG投资旨在追求长期回报。在美国，出现反对ESG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在养老金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支持ESG的声音更多，但如果以短期回报来衡量，就可能会有不同看法。需要注意的是，ESG投资仅经历了不到20年的时间，目前还没有达到完全超越传统投资的阶段。

另外，ESG投资仍然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企业的ESG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难以保证。ESG投资的前提是有“好的”信息，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基于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如果被投资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存在问题，那么ESG投资就没有可依赖的基础。

因此，ESG领域出现各种质疑声音是正常的，毕竟ESG投资与评级本身的发展时间还相对较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探讨。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逐渐得到解决，那么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实践和项目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也将变得更加顺利。

CST：也就是说ESG生态体系搭建还不完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时间探索？

施涵：是的，ESG生态体系的建设尚未完全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我们要明确，我们的目标非常宏大。要通过ESG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项小事，而是需要进行巨大的系统性变革。如果现在就能轻易完成这样的变革，将上百年的传统发展模式在短短十几年内轻松击败，那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传统与新兴事物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和竞争。未来，当ESG投资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时，毫无疑问，人们会更积极地参与ESG投资，而无需像今天这样辛苦地推动变革。因此，这需要时间、努力和持续的改进。

CST：如果说现阶段，ESG投资还不能带来更高回报的话，现在市场上做ESG投资的出发点或者动力是什么？

施涵：在国际上，是否签署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PRI）似乎已经成为区分金融机构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的一个基本标志。此外，如果投资机构没有加入UNPRI，那么国际上的许多资金，包括中东主权基金等，根本不会考虑向其投资。可以说，现在ESG投资已经成为投资机构的一个基本素质或形象要求，这是其中一个动力。

另外，相当一部分投资机构或投资者进行ESG投资是为了进行前期探索。ESG投资体系非常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ESG投资是对金融机构和整个企业界进行的一次大变革。ESG要求企业承担以前没有承担的外部成本，不能再忽视污染或采用996工作制度来压迫员工，等等。企业必须逐步放弃一系列过去常规的做法，承担更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同样，金融机构进行ESG投资也需要承担以前未考虑的环境成本。以前，金融机构投资一些大规模的污染产业或项目，现金流一直表现出色。而现在，ESG投资要求金融机构切断以往这种最赚钱的方式，去寻找规模较小的、新型的、风险较高的项目。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绝不是他们主动自愿去做的事情。因此，在这个变革过程中，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推动投资机构逐步从“根本不做”变成“可以做，尽管成本较高”，然后发展成一个完备的ESG投资体系。金融机构需要经历真正的内部变革，涉及到理念、制度、人力资源、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全面、深层次的改变。中国金融机构的ESG变革现在才刚刚开始，未来三到五年内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阵痛进一步展示出来。

ESG的本质是改变商业逻辑

CST：标准是推动ESG生态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ESG信息披露标准与ESG评级标准多元化现象，您是什么观点？

施涵：我是比较赞同未来，或者说至少相当一段时间里会存在多个ESG评级标准的。财务评级领域的主流标准到现在为止也不止一家。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ESG所涵盖的非财务信息应该是财务信息的很多倍，而且涉及范围不仅限于经济或财务，还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追求一致的标准在ESG领域不太容易实现，而且存在很大的风险。现在真正成熟的从事ESG投资的机构通常会获取多种ESG评级结果以及基础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决策，他们并不会简单地依赖某一种评级结果来做投资决策。

ESG本身就非常复杂，试图通过单一的归一化标准来评估ESG有点过于简化了。就像在财务领域一样，即使在财务评级领域，也存在多个竞争的评级机构，因为财务领域的评估也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因此，ESG领域出现多个评级标准是正常的，有助于提供更多的多样性和选择，适应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和偏好。

CST：很多时候人们谈论ESG投资时更侧重于规避财务风险，那么该如何正确认识ESG投资对于构建更可持续世界的价值？ESG投资会不会弱化或窄化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施涵：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进行自我救赎的一种尝试。理论上，ESG是一种推动企业转向可持续商业或者说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路径或工具。可持续发展是目标，而ESG是一种手段。确实在实践中，谈到ESG投资往往强调的是规避风险。ESG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有风险也有机遇。ESG的本质是推动行业洗牌、企业转型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说ESG就是让企业不消亡。

以前市场上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ESG更多的是要把这种竞争格局变成良币驱逐劣币，通过一些机制加速对社会环境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的企业退出市场，这样才能够让商业真正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些金融机构或投资者更多地从风险角度看待ESG，其实也没有问题。ESG是一个好的尺子，可以帮助他们识别出哪些企业或业务风险较高，从而加速那些ESG风险较高的企业退出市场。另外，一些创业者和金融机构也会更关注ESG带来的新机遇。

因此，不要简单地将ESG等同于ESG风险。企业在实施ESG时，一方面需要管控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抓住ESG带来的机遇。目前很遗憾的是，只有少数有经验的企业尝到了ESG的甜头，例如，通过发行绿债等方式争取到了低成本的融资，也有企业看到了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市场等，但这些企业相对较少，大多数企业仍在思考是否要投身ESG，更多地关注的是风险。要识别机遇并积极追求ESG的积极效应，还需要时间，需要企业大胆探索。

CST：关于ESG投资，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观点或信息想要强调？

施涵：实际上，相较于对环境（E）和社会（S）绩效的考量，最关键的仍然是深入研究、评估和管理公司治理（G）。即使一家企业在环保方面表现出色，比如一家大型风电企业，如果其公司治理结构不良或核心治理团队不稳定，仍然可能会面临业务问题，不是所有从事环保业务的公司都能最终成功。如果企业存在治理问题，再怎么宣传自己履行社会责任，或者搞大规模慈善活动，都可能变得无意义。因此，强调对公司治理的深入研究和管理在ESG投资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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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胡文娟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3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