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余年里，ESG中的环境议题经历了从侧重气候变化的1.0阶段向聚焦自然生态的2.0阶段的演进。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新诉求：气候危机之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等自然危机正迅速上升为重大风险。从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最新的全球风险评估报告看，未来十年全球十大风险中有一半与环境相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已跻身前三位。
此外，全球经济总量中有一半以上高度或中度依赖自然资产，生态退化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原材料短缺等冲击令各行业无法置身事外。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对加强自然保护的共识空前高涨，呼吁制定明确的全球目标来扭转自然丧失趋势。这一背景下，“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愿景应运而生，并在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大会上被正式纳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近200个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实现“自然净增”，这一里程碑式目标堪称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巴黎协定》。
在此趋势下，ESG的环境领域议题开始从“气候时代”迈向“自然时代”。简单来说，ESG1.0阶段企业关注重点多集中于温室气体减排、能源效率提升等气候相关指标；而进入ESG2.0阶段，自然相关因素如森林、海洋、物种、土地等将被全面纳入企业管理和绩效评价体系。“ESG2.0自然时代”是指在ESG框架下，将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与气候风险同等重要的治理与决策基础，要求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碳足迹，更要评估和管理自身业务和供应链对自然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和依赖。
这种转变为企业和投资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未能及时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企业未来可能面临合规处罚、声誉损失甚至失去市场准入；另一方面，积极拥抱“自然向好”的企业将可以带来新的机遇，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赢得绿色品牌美誉、吸引偏好可持续投资的资本，并提高长期运营韧性。
“ESG2.0自然时代”不仅是关注环境议题的扩展，更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革新。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自然资本概念的兴起和主流化。长期以来，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往往被忽视或视作外部性。然而在自然时代，这些生态系统服务被重新审视为重要的经济价值来源，人们开始将自然视为一项关键资本加以管理。各国政府和企业界正探索将自然资产纳入决策。这种理念革新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认识：保护自然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维护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石。
在中国，“自然时代”的理念则与本土的生态文明思想高度契合。早在本世纪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张让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如今这一理念正通过具体政策工具得到落实，其中包括中国正在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生态资产评估与交易制度、完善生态补偿等政策安排，旨在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真金白银。在已有的研究与实践中可以观察到，国内一些地区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方式，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社区增收的双赢。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主流经济考量后，可以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利益相关方合作模式，加速“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主流化趋势日益明显。从全球范围看，COP15通过的“2030自然向好”目标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各国共同议程，企业和金融机构也被明确要求参与其中。在GBF框架的目标15中，各国约定到2030年推动企业披露其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不少国际机构因此加快行动，特别是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推出框架，帮助企业识别和报告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科学自然目标网络（Science Based Targets for Nature，SBTN）发布指南，引导企业设定保护自然的科学目标。更广泛的行业动向也说明生物多样性正在从“小众环保话题”变为投资和经营的关键因素。
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的研究强调，转向“自然向好 ”（Nature Positive）发展模式有望在近十年内创造数万亿美元的新市场机会。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偏好也在改变——环保意识提升使“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品和资产更受市场青睐。因此，无论从政策、市场还是舆论层面，生物多样性都正在被纳入主流视角。这种主流化将深刻影响企业的战略定位和价值评估：未来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不再仅取决于其碳足迹，还取决于其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净贡献。
进入ESG2.0自然时代，各类国际框架正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实践指引。在现有国际实践中，GBF、TNFD和SBTN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框架，它们分别从宏观目标、信息披露和企业行动层面构建了自然时代的规则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了自然向好治理的“目标—行动—披露”制度基础。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这是2022年末COP15大会达成的历史性协议，明确提出“到2030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目标。这一目标为全球监管奠定了基调，各国开始将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纳入政策日程。
▶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成立于2021年的TNFD旨在为自然相关风险提供类似气候相关信息披露（TCFD）的框架工具。2023年9月，TNFD发布了首版正式披露建议，包括14条具体披露事项，覆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四大支柱。TNFD要求企业系统披露其在自然议题上的治理架构、战略规划、风险管理流程以及绩效指标与目标。值得一提的是，TNFD框架与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GRI、ISO17298 等现有主流标准和框架高度兼容，企业遵循TNFD几乎可同时满足多重合规监管和报告要求。
▶科学自然目标网络（SBTN）：SBTN成立于2019年，旨在将“基于科学设定目标”的理念从气候领域拓展至自然领域。它为企业提供了设定自然正向目标（Nature Positive Targets）的系统框架，覆盖气候、淡水、生物多样性、土地、海洋五大领域，帮助企业在2030年前全面减少对自然的不利影响。SBTN与SBTi（碳目标）互为补充，为企业在“净零排放”之外增设“净正自然影响”的目标指引。
目前中国对上述国际框架的融合对接也在提速。一方面，作为COP15主席国，中国积极参与GBF相关目标的落地，对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自然风险监管等提前开展研究和试点。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已着手研究推出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于2025年发布，为商业银行识别和管理自然相关风险提供了指引。
中国银行业协会也联合多家中外机构于2022年发布《银行业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行动方案》，鼓励银行开发生物多样性信贷、债券、保险等产品，加大资金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在自发对接国际框架。其中中国银行加入TNFD论坛并牵头开展内部自然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国内多家商业银行也在2025年正式发布了TNFD报告。这些探索昭示着国际框架正在中国落地生根，“自然时代”的规则体系正从全球走向本土，为企业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南和实施路径。
要真正迈入ESG2.0自然时代，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在理念和工具上同步升级。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正在形成，其中既包含了评估自然相关风险机遇的方法论，也涵盖了设定自然目标与披露信息的标准体系。概括而言，我们可以用“评估—行动—披露”三个环节来串联这一框架：首先，通过科学方法识别和评估自然相关风险与影响；其次，制订和实施行之有效的自然保护与修复行动计划；最后，将上述过程和结果进行透明披露，与利益相关方沟通。这三个环节分别对应了当前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和工具，如TNFD提供的风险评估方法（LEAP）和信息披露框架，以及SBTN提供的目标设定指南和行动路径（AR3T）。
（1）风险评估：TNFD框架与LEAP方法
在自然时代，企业需首先回答“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存在哪些风险和机会？” 为此，TNFD提供了一套系统的风险评估和披露框架。正如前文提及，TNFD借鉴了TCFD的四大支柱结构，要求企业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等方面全面说明自然相关风险管理状况。为了指导企业开展具体评估，TNFD还提出了著名的“LEAP”方法论。LEAP代表Locate（定位）、Evaluate（评价）、Assess（评估）、Prepare（准备）四个阶段，旨在帮助企业循序渐进地识别并评估自身的自然相关问题。目前国内已有领先企业开始运用LEAP方法论开展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工作，在供应链、生产运营等环节引入自然风险指标并纳入企业风险管理体系。这标志着企业对自然相关风险的认知与应对正变得更加专业和系统化。
（2）目标与行动：SBTN框架与AR3T路径
在识别风险之后，企业还需要回答“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来改善自然表现，并达成全球目标要求？” 这里，SBTN为企业提供了制定科学自然目标及行动方案的指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SBTN在其企业指南中提出的“AR3T”行动框架。AR3T由Avoid（避免）、Reduce（减少）、Restore（恢复）、Regenerate（再生）、Transform（转型）五项原则组成。AR3T为企业提供了从“减法”（Avoid/Reduce）到“加法”（Restore/Regenerate）再到“乘法”（Transform带来的系统变革）的完整行动指南。这一框架使宏大的自然向好愿景被拆解为企业可执行的具体清单，具有很强的实操性。
（3）信息披露与风险应对
在完成风险评估和采取行动之后，企业还需要将其成果和进展透明地披露出来，与投资者、监管者和公众进行沟通。这既是履行责任的要求，也是获取外部信任和支持的基础。这里，TNFD框架提供了清晰的披露清单，而各国监管机构与标准组织也在加速将自然相关信息披露纳入强制或自愿披露规范。
其中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在气候准则之外计划整合TNFD并推出自然相关披露准则，欧洲则已在《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CSRD）》下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披露标准（ESRS E4），要求大公司报告其生物多样性影响和风险。GRI新版101生物多样性标准直接引用了TNFD的LEAP评估方法，CDP承诺企业通过其问卷即可覆盖TNFD大部分披露内容。因此，企业可利用TNFD框架将自身的自然风险管理实践整理成系统报告，既满足监管和投资人要求，也展示自身在“自然向好”道路上的成绩。而笔者认为，披露并不是终点，而是下一轮行动的起点：通过信息披露，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形成良性互动，获得反馈和压力，从而在内部迭代改进，逐步提升自然向好转型的绩效。
综上所述，ESG2.0自然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可以理解为“评估—行动—披露”闭环体系。这个闭环体现了从认知到行动再到公众问责的全过程，为企业全面融入“自然时代”提供了路线图。
在ESG2.0自然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国际框架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沿着“评估—行动—披露”的路线图，将“自然向好”的宏大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
案例一：某国内大型新能源电池制造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这家新能源知名上市企业在快速扩张中认识到，其业务从原材料开采到产品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都与自然紧密关联。为了系统管理潜在的自然风险，满足国内外合规要求，并把握可持续发展机遇，企业决定遵循TNFD等国际框架指引，开展了一次全面的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评估与应对实践。
▶评估（遵循TNFD-LEAP方法论）：企业首先需要摸清“家底”。在此过程中，他们借助绿维易新Greenverse这类专业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平台，系统性地“定位”（Locate）和“评估”（Evaluate）其供应链，特别是对关键矿产开采地的生态依赖性及影响。通过平台的风险评估模型，企业量化了在不同产区运营可能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影响风险，识别出位于生态敏感地带的高风险供应商。
▶行动（对标SBTN-AR3T路径）：基于评估结果，企业制定了清晰的行动方案。在“避免”（Avoid）和“减少”（Reduce）层面，他们优化了供应商准入标准，优先与已开展矿区生态修复的伙伴合作，并改进生产工艺以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更重要的是，他们迈出了“恢复”（Restore）的一步，计划与供应商及当地社区合作，对部分已关闭矿场进行植被恢复，并探索在工厂周边建设生态廊道，以“再生”（Regenerate）本地生物多样性。
▶披露与价值：企业计划参照TNFD建议框架，在未来的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设立独立章节，披露此次评估的关键发现、设定的自然目标以及行动计划。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更是为了向投资者和客户展示其供应链的韧性和长期价值。通过这次实践，企业将自然风险转化为提升运营透明度、塑造绿色品牌优势的战略机遇。
案例二：某国内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将自然风险纳入投融资决策
该商业银行意识到，忽视生物多样性风险可能导致资产质量下降，而支持“自然向好”的项目则蕴含巨大市场机遇。因此，他们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金融试点，旨在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因素整合到信贷审批和投资组合风险管理中。
▶评估（投资组合层面的风险筛查）：银行需要了解其庞大的贷款和投资组合对自然的潜在风险敞口。在试点中，他们应用了基于TNFD方法论开发的绿维易新Greenverse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平台，对其部分重点行业的客户（如农业、能源、制造业等）进行了自然风险筛查。通过分析客户项目所在地的生态敏感度等数据，银行生成了其投资组合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热力图”，清晰地揭示了风险集中的行业和地域，建立风险基线并持续监测风险变化情况。
▶行动（开发创新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评估结果促使银行采取行动。在风险管理上，他们开始将自然风险作为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一个考量维度，对高风险项目要求采取额外的缓解措施。更具建设性的是，银行着手“转型”（Transform）其业务模式，积极开发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金融产品，例如，为获得可持续认证的农业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或发行专门用于支持生态修复项目的“蓝色债券”或“绿色债券”。
▶披露与行业示范：该银行参照TNFD框架发布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报告，详细阐述了其战略和治理架构、风险量化评估、识别出的关键风险以及管理策略。这一披露行为不仅提升了自身透明度，也推动了整个金融行业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关注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文丨杜金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CEESP）委员；绿维易新（上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编辑丨胡文娟 wenjuan.hu@wtoguide.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1-2月刊
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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