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值得关注的是，在《意见》第九部分“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的第24条“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中继“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后提出，要“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这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首次出现在中央发布的高规格美丽中国建设意见，意义重大。

ESG的内涵和发展背景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是由西方经济金融界在21世纪初开始提出并逐步正式列入市场规范的一种新型企业评价体系，提出ESG 的主要背景是企业因应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外部冲击和挑战，不得不从内部的治理和管理机制出发，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开展经营管理上的重大变革。其后，ESG逐步成为企业对外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并演化出各类ESG评级、指数和投资产品，变为识别企业非财务风险的重要依据，受到了投资界的广泛关注。

时至今日，尽管全球范围内对ESG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基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在资源环境等领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即ESG是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美好社会的一张“绿色船票”。

在此背景下，《意见》将ESG纳入美丽中国建设方案，有几方面重要价值。一是正式将ESG界定为美丽中国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无疑契合全球重要发展趋势；二是将美丽中国建设（绿色发展）作为ESG的顶层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ESG的体制机制定位，这将有效推动ESG的真正落地；三是中国在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制度建设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这决定了中国的ESG（评价）将有别于发达国家的ESG（评价），需要不断探索，形成有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价）体系。

从三个不同维度看ESG

作为国际经济金融界近年来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ESG可谓是热点纷呈，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相关的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丰富，梳理其中的脉络将有助于我们看清“五彩缤纷”的ESG世界。

一是从伦理维度看ESG，伦理维度的分析重点是做“价值判断”。为何ESG能在短短10多年里从最初的冷门词汇跃升为席卷全球的顶流概念，不仅征服众多企业，而且还成为投资界的“香饽饽”？其关键就在于这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正如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教授所言，推进ESG的基本出发点是重新塑造企业的“价值观”，即将过去只重利润标准的企业“价值观”转变为利润与非利润（也就是ESG涵盖的各类议题）双重标准叠加的“价值观”。

这是一种灵魂意义上的、彻头彻尾的转变，对于人类坚守“长期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应该说，在伦理维度上，各界在ESG上的共识还是比较统一的，即比较一致地认同ESG背后的长期主义发展趋势。即便近期美国部分地区暂时出现“反ESG”的政治风向，但对于可持续发展这一长期主义，正反两派基本都是认同的。

二是从经济维度看ESG，经济维度的分析重点是做“价值实现”。众所周知，ESG的前身是CSR，同样有改造价值观取向的CSR为何后来日渐式微，主要原因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CSR无法有效通过经济维度上的有效论证，大量研究都在试图证明CSR对于其执行主体（企业）有着积极的产出价值，降低成本或提高产出，但分析结果却并不乐观。一方面，CSR绩效无法进行有效界定和度量，从而在一开始就无法有效纳入经济分析模型框架。另一方面，研究表明CSR的成本或收益效应受制于很多因素，与企业的其他经营行为之间存在较大的交叉相关性（内生性），这些因素大大削弱了CSR的价值创造功能，使其最终走向“没落”。

那么ESG是否会步CSR命运的后尘呢？笔者认为，客观上这个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就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ESG与企业经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仍然显得比较薄弱。但ESG的有利之处在于，基于它相对完善的评价框架和信息披露制度，ESG可以在企业的“避险”过程上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能有效防止企业“踩雷”。这在实践中也逐渐取得越来越强的共识，如原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中，就大量地使用的“ESG风险”这一表述，这意味着，ESG对于识别和防范相关风险，进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从管理维度来看ESG，管理维度的分析重点在于“价值管理”，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比如，全社会的ESG评价和标准体系等属于宏观管理，而一个企业内部的ESG治理和管理流程等就属于微观管理。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时至今日，ESG在管理维度上基本上已经走到了“精益求精”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框架体系越来越成熟，E、S、G三个维度下各自分解成十多个指标，全面涵盖企业经营中非财务的各个发展维度，这些指标被用于构建各类评级/评价标准，用于企业的ESG评级/评分；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积累，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有力地助推了管理维度上的精确性，基于大数据技术和历史数据，各类评级机构愈加精准地对企业开展ESG画像，为相关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综述以上三种维度，总体上呈现出的结论表明ESG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却可以发现，全球范围内有关ESG的争议和分歧也在不断与日俱增，甚至出现“反ESG”的现象。产生这些争议和分歧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伦理维度和经济维度，而是在管理维度上。

一方面，如前所言，ESG的内核是企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实现，这个价值是利润与非利润的“复合体”，这其实是与企业所处的国家、社会、利益群体等外在因素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比如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例，不同国家、社会和利益群体都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涵、重点和标准有着不同看法，那么一旦某个国家、社会或利益群体试图以某个统一标准来界定这个概念，就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社会或利益群体的“抵触”。

另一方面，更加要命的是，现实世界中，“短期主义”历来不缺野蛮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即便在经济学研究中，也从不避讳“短期主义”的重要性，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有一句名言，“在长期，所有企业都已经不存在了”。即在短期都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企业又谈何能坚守“长期主义”呢？因此，面对短期主义和长期主义的艰难选择，就容易出现在管理维度上将ESG这一长期主义概念“短期化”的做法，进而也就在标准、评价、工具、披露等方面产生了各种分歧。

有的企业仍然坚守长期主义，不放松要求，维持“原生态”的ESG标准和做法；但更多的企业则是“屈服”于短期主义的压力，他们借用舶来品，基于自身的需要，对ESG进行大范围改造，实现“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显然不利于真正提高企业的发展质量，也无法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展需要。

探索ESG评价：三大敌人和三大基石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中国ESG评价已经完成“从零到一”的演变，各界形成了一定共识，但如何继续发展，实现“从一到多”，真正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和问题。根据笔者对ESG的跟踪和研究，目前ESG评价中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缺”：

一是缺规范性，各行各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体系；二是缺激励和约束，政府和市场都缺乏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三是缺“自主性”，从评价方法和评价内容，国际化水平较高，但大多脱离中国企业实际，无法很好服务中国企业的发展需要。

这些问题的核心之处在于，如何借助ESG来推动企业避免短期主义，走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主义。由此，笔者认为，探索中国特色的ESG评价，助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认清“三大挑战”，夯实“三大基石”。

第一，要认清的第一个挑战是“长期主义的短期化”，进一步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基石。探索ESG评价的目标既要避免“短期主义”，同时又要实现长期主义的“短期化”。目前存在对长期主义短期化的曲解，就是利用ESG来“洗绿”，形成表面意义上的“长期主义”，这实质上就是“短期主义”。真正的长期主义短期化，是将长期主义的一些议题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固化下来，从“自愿参与”变为“强制参与”，进而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中的“逆向选择”等倒退现象，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从伦理投资、道德投资等脱胎而来的CSR、ESG演变历史来看，短短数百年的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反复将长期主义进行“制度化”的历程。因此，在某些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我们不能指望完全用“长期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来约束市场主体，而应该在取得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及时将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观进行固化，而固化的有效方法无疑就是将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主义价值观纳入立法等正式制度建设框架，也就是将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主义价值观具体化、强制化，转而形成有效的短期约束。

第二，要认清的第二个挑战是对长期主义进行制度化带来的“成本”冲击，进一步夯实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石。在推进ESG的过程中面临不小的阻力，有的阻力是显性的，外化的，比如有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进行“抵制”，甚至退出ESG评级，逢ESG必反，建立“反ESG”投融资，其理由是ESG在信息披露不对称、有损公平竞争、执行成本过高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还有的阻力是隐性的，内在的，比如表面上遵循ESG规则和标准体系，但实际上披露虚假信息、报喜不报忧、甚至故意曲解ESG，实现ESG“为我所用”的功利目的。

产生上述这些阻力的根本原因在于，“避免”短期主义，对长期主义进行制度化实际上是要面临不小的“成本冲击”，简单来说，就是ESG这笔账在经济上有点不划算，进而带来一种观点，认为ESG是一种经济“奢侈品”，只有那些行业里的巨头们才能玩地起。

“成本冲击”的确是一个ESG必须面临的重要挑战，尤其是在短期，企业开展ESG相关工作的成本效应较为明显，包括在ESG治理、管理和内外沟通等方面产生的各种成本。但显然，ESG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成本，根据笔者的研究，ESG表现的改善还可以在创新能力、品牌声誉、经营效率等方面给企业带来好处。只不过，这些好处往往都是有着明显的中长期属性，无法在短期内产生，从而与在短期内出现的“成本冲击”形成一定的“错配”。

如何解决这样的“成本收益错配”？按照诺德豪斯教授所言，解决办法一方面在于打破传统理论中的成本收益对等原则，研究“无悔原则（政策）”；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要采取实际措施帮助企业降低ESG的成本，并提高其收益，比如采取一些“降本增效”的办法，财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以及金融创新工具的介入等等。总之，只有夯实了ESG评价的经济基础，才能使企业真正地安心发展ESG。

第三，要认清的第三大挑战是“经济周期”，进一步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石。与前两个挑战相比，“经济周期”这个挑战显然更加艰巨，艰巨到全世界的力量都无法抗衡。在一个“差强人意”的经济周期波段中，企业再怎么坚守长期主义，再怎么“降本增效”地想方设法缓解成本冲击，也都必须思考如何“过冬”先活下来的问题。一旦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ESG的处境显然就会变得非常尴尬，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ESG显然不是企业克服“经济周期”“过冬”活下来的首要选项。

一方面，ESG并非经济“必需品”，短期内缺了ESG，企业还是照常运行；另一方面，正常情况下ESG的确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避险工具，但在不利的经济周期下，企业最大的风险是能否生存下去，相比于这个风险，ESG所能规避的风险无疑都小地多。那么，在“经济周期”的大浪中，如何推进ESG的评价呢？

要看到的是，经济周期本身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一个结果，其中也包含了资源环境方面的成因，尤其是全球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之后，正面临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这对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领域的变革和创新提出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对绿色变革和绿色转型提出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ESG必须在管理细节上发力，通过更有针对性和本土化的评估评价设计，并采取激励措施，真正地推动企业和个人等微观主体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变革。

作者丨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丨胡文娟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4年3月刊

原文标题丨《开展ESG评价：避免长期主义“短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