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霄嘉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研究员

从古埃及的十大灾难到大唐由盛转衰，从楼兰古国的消失到玛雅文明的衰落，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兴衰密切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和风险还在不断加剧。适应气候变化是降低气候风险的有效措施，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气候变化风险和损失不断加剧

1.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威胁日渐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频繁的热浪、干旱和洪水等极端事件，对于生态系统结构、物种地理范围、水与粮食、健康与生计、城市基础设施等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全球33亿~36亿人生活在气候变化高脆弱区，物种中50%正在向极地和高海拔迁移，1/4的自然土地面临着更长的火灾季节，一半的人口面临着严重缺水问题（IPCC，2022）。

1970年至2021年，极端天气、气候和水事件引起的灾害达到11778个，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4.3万亿美元（WMO，2023）。以高温热浪为例，过去20年极端高温事件数量增加了232%（UNDRR，2020）。2022年欧洲经历了“史上最热夏天”，有近6.2万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疾病（Ballester et al., 2023）。

而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北美洲、亚洲等多个区域高温纪录又被刷新，这种情况给人体健康、工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带来严重冲击。墨西哥阿孔奇镇最高温度达49℃；美国高温天气影响到约6600万人；法国2/3的地下水低于正常水位，部分地区还出现森林火灾；韩国全国180个区域中128个区域发布酷暑预警；泰国的糖产量出现了7%~10%的减产。7月6日，全球平均气温为17.23℃，或将成为12.5万年以来“地球最热的一天”，而2023年将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2.我国遭受气候变化损失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本世纪以来，我国因气象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年均超过3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年均接近1%（中国气象局，2022），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多。暴雨是我国近年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给受灾地区造成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破坏。

以京津冀地区极端强降水事件为例：2012年7月21—22日，北京、天津及河北出现区域性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北京平均降水量达190.3毫米。受强降水影响，京津冀多地出现严重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826.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52.5亿元。

2016年7月18—20日，华北、黄淮地区出现年内最强暴雨过程，局地降水量为300~700毫米。受强降水过程影响，全国15个省份22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930多亿元。

2023年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京津冀地区出现一轮历史罕见极端暴雨过程，北京市平均降雨量331毫米，单站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有3个点位，700毫米以上的达51个点位。近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万间，严重损坏房屋14.7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2.5万亩。

截至8月8日24时，北京因灾遇难33人，18人失踪。截至8月10日，河北省388.86万人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31.97万公顷，倒塌房屋4.09万间，灾区交通、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全省直接经济损失958.11亿元。

3.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会不断加剧，亟须采取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即使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完全实现，全球范围内温升仍是必然趋势。如果不采取适应措施，气候损失将继续扩大。

如果全球温升1.5℃，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多种气候灾害，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带来多重风险，其中127种属于关键风险，可以归纳为低海拔沿岸、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关键基础设施、生活标准、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平和迁移性等八大类（IPCC，2022）。

即使温升控制在1.5℃至2℃范围内，仍将有6个“气候临界点”（Tipping point）将被突破，包括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冰盖崩塌、低纬度珊瑚礁死亡和大范围的突然永久冻土解冻。这些临界点变化将引发诸多系统效应，比如物理气候与生态系统级联效应急速增强并放大，进而给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带来不可逆的巨大损失（O'Grady， 2022）。

到2030年，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在最乐观情况下将有376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而最坏情况则是气候变化将额外使1亿人陷入贫困（UNDRR，2022）。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进行了新一代情景的设计，称之为代表性浓度路径（RCP）。

对于我国而言，在RCP4. 5情景下，21 世纪末出现严重干旱的概率将增加超过25%，年均受灾面积可达2200万公顷。全球升温1. 5 ℃和2. 0 ℃情景下，我国玉米平均减产幅度约为3.7%和11.5%。未来沿海地区将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洪涝灾害风险，RCP8. 5情景下（最高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山东半岛沿海目前百年一遇的风暴潮，到2100年将变为两年一遇。

在2030年和 2050年气温将分别上升1.7 ℃和2.2 ℃的情景下，血吸虫病流行区将明显北移，潜在流行区面积将达全国总面积的8%，威胁到的人口将增加2100万（《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2022）。

适应气候变化是降低气候风险的有效措施

1.降低气候风险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目标，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可被看作气候风险管理的过程。IPCC在第六次评估第二工作组报告中把适应气候变化定义为“在人类系统中，适应是对气候实际或预期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以便减轻损害或利用有利的机会。在自然系统中，适应是对气候实际产生影响的调整，人为干预起到辅助作用”（IPCC，2022）。

该定义明确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对象，即气候变化产生的实际或者预期的影响。该定义还明确了适应的目标是趋利避害，趋利指充分利用气候变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会，避害指有效减轻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的不利影响和损害。

气候变化风险被定义为气候变化对人类或生态系统的潜在不利后果（IPCC，2022）。因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目标就是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气候变化风险来源于极端气候事件或者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负面作用，即在特定时间段内气候变化、灾害性气候事件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经济、生态、工业、农业、水文、城市生活、健康、文化、基础设施等产生潜在不利后果。

气候变化风险来自气候产生的危害与人类和自然系统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的叠加作用。在气候变化风险产生的过程中，气候变化是致灾因子，自然和人类社会是承灾体。

首先，气候变化作为致灾因子是风险源，会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危害；其次，承灾体是致灾因子的作用对象，包括暴露度和脆弱性两个属性。当致灾因子作用于承灾体时，也就是在危害性、脆弱性和暴露度产生交集之后才可能产生风险。根据气候风险产生的过程可知，针对某种气候灾害，降低承灾体的脆弱性或暴露度是降低气候风险的主要途径。

适应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技术、政策和战略等措施有效降低人类和自然系统的气候脆弱性和暴露度。因此，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气候风险管理的过程。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是进行适应行动的前提和基础，气候变化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工具。

2.世界主要国家加紧适应气候变化战略部署，将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与气候风险管理在政策和机制中进行统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20余个国家纷纷出台本国适应战略和行动方案。英、美等国还成立适应专门委员会或跨部门的适应工作组推进国家适应战略和方案的落实。

除了在“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等重大国际性研究计划中安排适应相关研究外，多国还专门部署国家级适应专项研究。例如，日本发布《建设气候变化适应型新社会的技术开发方向》，部署“气候变化适应研究计划”等专项研究；澳大利亚投资 1.26 亿美元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方案》，设立“国家适应研究计划”。

此外，通过发布《德国气候保护倡议》《澳大利亚政府国家气候变化适应倡议》等，多国共享适应技术和提供援助资金，在气候变化领域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发挥国际引领作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17）。

在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过程中，将气候风险管理整合在其政策框架和协调机制中已成为国际趋势。例如，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的《兵库行动框架》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将气候变化纳入减灾的考虑范围，提出将减少灾害风险措施纳入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多边和双边发展援助方案，体现了适应气候变化与气候风险管理的联系。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降低灾害风险、推进适应气候变化与建立损失损害机制等逐步得到缔约方的关注。《巴厘行动计划》提出将减少灾害风险与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系统地结合起来，《坎昆适应框架》通过后，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

IPCC发布的《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首次汇集了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等领域的专业知识，评估了人类在减少暴露度和脆弱性以及改进对极端气候的适应性方面积累的经验，为把风险管理纳入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整体框架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将“加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单设一章加以强调，提出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强化综合防灾减灾等任务举措，体现了将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统筹考虑的工作思路。

3.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和实施取得了进展和效果，适应措施对降低气候风险具有积极作用。根据IPCC最新评估结果，全球所有区域的适应规划和实施都在持续增加（IPCC，2022）。全球至少有170个国家将适应行动纳入其气候政策和规划进程。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在降低气候风险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这些适应措施主要分布于陆地、海洋与生态系统，城乡与基础设施系统，能源系统以及跨部门等四大系统，包含海岸防护与硬化、改良的农田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等23项措施，主要针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关键基础设施、生活标准、粮食安全、水安全等八大类关键风险以及交叉风险。

例如，提高自然保水性和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土地利用变化和有计划的搬迁可以降低因气候变暖而发生的洪水风险；可持续森林管理可以降低森林遭受病虫害和野火的风险；早期预警和响应系统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可以降低极端高温风险；减少水资源和卫生系统对洪水和极端气候事件的暴露度是水传播和食源性疾病的有效适应措施。适应措施还可以带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健康和福祉、粮食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协同效益。

IPCC还从6个维度对适应措施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和地球物理这5个维度的适应可行性主要处在中高水平，而制度维度的适应可行性主要处在中低水平。其中，基于森林的适应、具有恢复力的电力系统和能源可靠性这3个适应措施具有较高的可行性，计划搬迁与安置具有较低的可行性（秦云等，2022）。

适应气候变化面临迫切需求

1.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构成，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分为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减缓是针对温室气体进行减排，可以有效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但是即使采取减排措施，温升的趋势仍然会继续。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正在关闭的窗口期——气候危机急需社会快速转型》（UNEP，2022），以各国当前采取的减排对策，到本世纪末气温将较工业革命前上升2.8℃。并且在减排的过程中，已经发生的气候影响不会消除，潜在的气候风险仍在不断累积，甚至因为地球系统的迟滞效应，在全球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后的一定时期内气候变化影响仍将持续。

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可以有效减轻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和风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选择。不少发展中国家从地理和气候类型上属于易受气候影响的脆弱国家，同时由于资金和技术支持薄弱而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往往面临巨大的气候变化风险。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气候条件复杂，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构成了严重威胁。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前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2.适应气候变化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大战略需求。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这对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提出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既需要重视工业和能源部分的减排行动, 也需要重视碳中和目标对城市生命线防护、新基建气候韧性改造等适应性能力提升的新需求。有效的适应气候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减排成果，缓解气候变化风险对发展成就的限制，进而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3.适应气候变化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下如何促进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

适应气候变化议题作为重要谈判内容始于《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COP13）通过的《巴厘行动计划》，该计划首次明确将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并重（李玉娥，2010），提出“适应、减缓、资金、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轮子”。全球适应行动方案在之后的《坎昆适应框架》和《巴黎协定》中得到推进。《公约》谈判已经在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适应资金机制、适应集体行动的全球盘点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COP27通过《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决定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成为国际气候谈判最新亮点。同时，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倡议与合作行动的重点内容。《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认识到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将进一步讨论全球适应目标并促进其有效实施，以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适应行动的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

《第三十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强调，适应是《巴黎协定》的核心，呼吁推动全球适应目标的实施，在总体国际资金支持中进一步体现适应与减缓之间的平衡。

4.适应气候变化是联合国气候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适应气候变化是IPCC重要评估内容，IPCC专门设置“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二工作组，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变化引起的后果、适应选择，以及脆弱性、适应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评估。

自1990年IPCC发布评估报告以来，科学界和国际社会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在六次报告中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尤其是第三次评估报告增加了适应能力分布的内容，第四次评估报告开始区分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适应，第五次评估报告强调通过适应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并提出转型适应等概念，第六次评估报告深化了将适应和减缓相结合以支持气候恢复力发展的理念。

此外，适应气候变化是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地球联盟”（Earth League）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联合发布《2022年气候科学的10个新见解》，其中，气候风险、气候安全和恢复力发展等都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关切点。我国发布的“2022年度气候变化十大科学事件”，其中，气候风险科学框架、气候临界点、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都是适应领域的重要进展。

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建议

1.切实贯彻“适应与减缓并重”原则，提高适应气候变化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生存与发展的约束性作用，将气候变化及其风险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决策因素。

一是从适应、减缓和可持续发展三者协同的角度认识适应的重要性，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纳入碳达峰碳中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国家新的战略需求推进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进程。

二是加强适应气候政策实施的评估，健全适应政策评估体系，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目标与适应资源的匹配度，对相关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配套，促进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

三是对青藏铁（公）路、高铁、水利水电、电网工程、生态工程、沿海岸工程、能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及农业、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和加强气候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进行充分的气候论证，提升其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2.重视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关键研究环节，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方向的科学研究实力。开展基于风险评估的适应气候变化理论与技术专项研究，建立包含“气候变化响应机制—气候风险评估模型—适应气候变化路径”全创新链条的研究体系，加强各研究环节之间的联系，增强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技支撑。

在气候变化响应机制环节，开展微观尺度和区域尺度机理研究，开展气候变化及极端事件的检测归因和预估等共性技术研究，分析气候变化对不同系统的影响机制，揭示气候变化风险的驱动机制。

在气候风险评估模型环节，开发区域气候模式优化方法，构建基于危害性、暴露度和脆弱性互馈机制的气候风险评估模型体系，在农业、林业、水资源、人体健康等重点适应领域以及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等非传统领域进行降尺度研究，实现气候变化风险的量化评估和不同气候情景下的风险区划。

在适应气候变化路径环节，开展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重大基础设施领域关键适应技术研发，编制和更新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清单和技术路线图，开展面向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政策机制研究，在气候变化敏感区、重点社会经济发展区进行管理与技术集成及示范应用。

3.准确研判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形势，提出全球气候治理在适应领域的中国方案。一方面，密切参与和深入研判IPCC和UNFCCC的活动和有关报告，提升我国在新一轮IPCC科学评估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分析和把握IPCC及与公约谈判的互动关系，寻找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的新机遇。

另一方面，面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开展气候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适应战略规划并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联合研发气候预测预估等共性技术，建立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共享信息平台，开展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培训等。积极推动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与产品“走出去”，推进国家战略和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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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何霄嘉，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编辑丨王秋蓉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3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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