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不断提醒着人类，气候危机近在眼前。除了尽可能减少人为排放、减缓气候变暖速度，人类还必须采取适应行动，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影响。然而，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气候适应却一直被忽视。

适应是指通过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风险识别与管理，采取调整措施，充分利用有因素、防范不以减轻 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 响和潜在风险。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 》

12月2日，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金蜜蜂智库和金钥匙低碳行动中心联合举办第六届碳中和愿景与企业绿色发展专题研讨会，围绕“加速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展开深入探讨。

在如火如荼的减缓行动中，与会专家和企业代表强调，必须坚持减缓与适应举措并重，科学正视气候影响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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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

气候系统已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人类活动的影响对一些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功不可没”。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指出，如不采取额外行动，只是落实目前各国政策，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会升高约2.8℃，而这意味着未来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会增强，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也将更加严峻。

巢清晨及其团队对中国7个区域以及重点工程进行风险分析后发现，未来西北地区的水资源、生态系统和冰冻圈风险较高；华北地区水资源和农业风险较高；华东和华南地区的交通运输、能源风险较高。

巢清尘表示，极端天气会显著影响能源、交通、旅游等行业，而且很多风险会以级联的方式向更多区域和行业传递，造成更为明显的系统性风险。

她解释说，温度、降水、风等气候变化导致了高温热浪、暴雨、洪涝、风暴等极端事件，这些极端事件进一步会对实物资产产生影响，例如道路被淹没；电厂水灾；吊塔倾斜、倒塌等，进而引起网络规模性的风险，例如信号传输能力降低、产能降低、电力供应不足等，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电力信息中断和供应链中断等，影响宏观经济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张九天也强调了系统性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他介绍称，在经济社会维度上，气候风险可划分为排放风险、直接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其中系统性风险指的是由气候灾害促成，经由人类系统的多个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产生跨越式扩散和传播。

“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是高度关联和高度网络化的。不同于线性串联反应，气候风险会随着网络交织的作用非线性传递，因此很难通过模型勾勒蔓延出来的风险，而且有时还会相互影响，不断放大风险。”张九天建议要从经济繁荣、社会风险、人类健康、国土安全、生存风险等领域系统认识气候变化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

巢清尘介绍说，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已经被证明，将在交通运行、能源供给、旅游业、基础设施、城市运行、生态系统、健康、冻土工程等领域存在明显的不利影响。

她强调称，风险主要由危险度、暴露度和脆弱性三个因素决定。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不光依赖于灾害破坏的强度，还取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其中包括财政能力、技术条件等。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也在增强，气候灾害影响领域会更广。

农业素来被认为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对气候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陈敏鹏介绍称，从整体上看，极端气候事件对于全球粮食生产和农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和不言而喻的。

她表示，过去50年，气候变化使中低纬度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增长放缓——全面影响了作物产量、质量、草原质量、森林分布、鱼群分布；同时还改变了关键生物事件的分布、生长区域的适宜性和时间，如开花和昆虫的出现，进而给农业带来极大威胁。气候极端事件影响了农业和渔业部门的生产力，威胁粮食安全、食物安全和农村生计，因此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可持发展目标的实现。

陈敏鹏举例称，在考虑二氧化碳的肥效作用和不考虑适应的前提下，气候变化对玉米、小麦、水稻和大豆的影响总体呈现为负面的，单产将分别减少2.3%、0.7%、1.3%和3.3%（IPCC，2022）。

陈敏鹏表示，气候变化正使得中国水稻、小麦、玉米等重要作物的种植界北移，农作物的熟制发生变化，另外病虫害对农业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在加大。

她指出，从气候变化对小麦单产长期影响来看，整体上是负面的，而且由于干旱、洪涝等气候因素，影响可能还会增加。另外，高温对于全球农业全要素生产力将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上升，农村劳动力分配给农业生产的时间也将因气候影响而减少。

02

有效管理气候风险

风险管理的目标不是消除风险，而是通过主动的风险管理过程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巢清尘认为要做好灾害风险管理，首先要加强风险识别评估，“不仅要从危险度和暴露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趋势性或致灾性特征进一步了解，还要对人财物集中度比较高的地区的地理条件、生态条件加强分析，认清其脆弱性，进而做好人口、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抗灾能力和恢复能力相应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做好风险的规避、降低和转移。”

除风险评估外，巢清尘指出决策者还应选择具有可行性的适应措施；部署相应条件，促进适应措施的实施；最后还要检测评估适应的效果，为下一步行动积累经验，最终形成具有恢复力发展的闭环。

除了行动步骤，巢清尘建议降低气候风险还应遵循以下若干的行动原则，例如包容、透明度、问责制、公平性、权力下放和适应性治理；避免适应不良；应对未来风险；最大限度减少减缓和发展之间的权衡；解决脆弱性的结构性驱动因素等。另外，巢清尘强调要从规划、融资到实施的全过程考虑减缓和适应的协同增效。

张九天指出，中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一直较为重视，不仅在政策层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尤其是《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发布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定位和目标、行动内容、行动主体以及相关保障机制等，而且通过开展诸如气候适应性城市试点、海绵城市试点、广西红树林、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等，积累了大量适应经验。

他介绍说，中国部分城市已经将基于气候适应型和科学定量评估的城市理念融入到城市建设，例如北京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并落实到标准规范中，制定了《城市总体规划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同时，气象服务对产业、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基础服务的支撑能力也被进一步地认识和发挥，例如上海开展了轨道交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开发了“上海气象条件与能源消耗影响评价和预估平台”，增强了气象与能源部门的跨部门结合；湖北省深入开展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服务，完成了400余份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价报告，10余份风电场选址专家咨询报告。

03

政策、技术与资金

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技术和资金都是关键推动要素。

以推动农业适应行动为例，陈敏鹏表示，目前全球已经在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中实施了很多自主适应方案，但是农业现有的适应措施的规模仍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不同区域已经有许多科学的适应方案，但是多数方案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或者相关政策的支持。

在农业主要的适应技术发展方面，陈敏鹏表示，品种替代、灌溉和秸秆覆盖等适应措施可以缓解7-15%的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不利影响。

“到本世纪末，全球39%的作物可能需要新品种去适应气候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种植品种可能未来二三十年就不再种植了，而且品种更替可以提高作物产量7%-18%。同时，调整播种期和田间管理，通过延迟开花和提高籽粒灌浆速度，也可以提高小麦对升温的适应，减少产量和蛋白质的损失。灌溉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适应措施，从1970年-2009年，灌溉使印度小麦单产提高13%,灌溉使小麦增产的同时缓解了高温的不利影响”，陈敏鹏说。

资金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支撑力度如何？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崔莹指出，当前绝大多数气候资金投向了减缓领域，中国未来年均适应资金缺口约为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基础设施是适应资金需求的主要来源。

她表示，尽管投资韧性基础被证实有比较好的效益成本比，会产生社会和环境效益以及因避免灾难带来的效益，但在项目前期投资收益率预期时候，这类效益往往不会被算进去，从而导致韧性基础设施对投资者吸引力不足。 “如果把所有效益都考虑进去，有研究表明在96%的情况下，韧性基础设施的效益成本比大于1，在一半的情况下，效益成本比大于4”。 提高基础设施韧性的收益远高于投资成本，但如何把韧性基础设施对社会环境是有效益发挥出来，崔莹认为需要对机制设定进行创新和探索。

崔莹介绍说，由于适应项目或韧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公益性较强，所以公共资金现在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政府资助、养老金/社保基金投资、开发性金融机构资金支持、基金支持、PPP等是国际上韧性基础设施主要的融资渠道；国内现在采用的方式包括政府贷款、国企投资、本地银行贷款、多边开发银行贷款，PPT等。

构建政府主导-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的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是崔莹认为比较好的方向。“政府进行宏观规划，政策、决策制定，同时倡导韧性基础设施项目库，建立入库标准，帮助金融机构识别、筛选项目。另外，也可以提供一些引导资金进行资金筹措，引导私人资金进入韧性基建投资领域”。

她强调说，韧性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受益包括损失避免、经济效益和社会与环境效益，当前投资机构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未来需要通过探索将损失避免、社会与环境效益也体现在经济效益中，以此提升项目对金融机构的直接吸引力。

针对金融机构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投融资决策机制建设，崔莹认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前期投入中作用关键，为此开发性机构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筛查框架；提供项目开发支持；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配合商业机构把项目落地。其他金融机构则需要意识到韧性基建投资的趋势，完善自身投资风险评估框架；改变投资策略、推动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投融资；开发面向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产品；分散投资风险。

04

加速企业适应行动

不仅对生物的生命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气候变化对企业生命力也是严峻挑战。面对灾气候危机，企业的认知水平、适应水平决定了其韧性发展的能力。

责扬天下ESG高级咨询总监、上海办公室总经理何洋及其团队通过对中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CSR/ESG报告以及其他公开披露的文件进行数据分析，总结了中国企业适应气候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何洋及其团队认为，中国企业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风险识别率偏低；风险管理停留在定性层面（并没有评估气候风险对财务的影响，也没有将气候风险纳入企业日常经营风控体系）；重减排、轻适应；未和财务数据建立关联；强监管发挥引导作用等特点。

何洋表示，适应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只有管理层重视，从战略高度上进行系统管理，公司气候适应能力才会从整体上得到提高。

鉴于气候风险识别与应对的复杂性、长远性、专业性，何洋认为未来还需要监管机构、专业机构等给予企业更加积极的政策引导，赋能企业，或提供专业的服务提高企业适应。

针对企业如何加速气候适应行动，张九天建议企业首先应对所在行业或生产力布局对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和暴露度进行评估，然后制定适应规划和方案并采取行动降低不利影响，最终实现气候韧性发展。

除了被动应对，张九天强调，企业还应积极地将提高韧性和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在诸如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和气候投融资等领域发现机遇。

以信息平台为例，张九天介绍说，气象服务对于各个领域都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世界银行评估显示，气象服务每投入1美元将产生25倍的 “三重红利”，仅天气预报服务每年可为全球经济贡献1620亿美元。

“对企业来讲，一方面要关注气候风险对于自身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可以在提升气候韧性过程中发现更多机遇，通过服务各行各业应对气候风险，提升整个社会的适应能力”，张九天表示。

尽管大多数企业仍处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第一步，但一些敏感行业已经先行一步，并取得不俗成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海绵机场上的创新与探索就属于模范生，并为全球海绵机场建设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科技部总经理王路兵介绍说，在 “天、地、人”等外部客观不利条件约束以及内部建设开发高质量要求下，大兴机场在设计之初就按照海绵机场的理念确定了整个指标体系，包括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和水安全方面共22项指标，在5个方面开展创新实践的设计实践，取得了不俗成果：

第一，全场精细化竖向设计与分区；第二，建立分区分级智慧雨水蓄排控制体系；第三，形成全方位海绵机场技术体系；第四，打造全过程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第五，突破高标准水处理与回用关键技术，大兴国家机场建成了全球首个大规模“海绵机场”示范工程，取得了众多关键技术与创新性成果。

不仅解决了水问题，大兴机场海绵机场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王路兵介绍说，大兴机场不光是“小雨不湿鞋、大雨不内涝”，水体不仅不黑，而且热导效应得到了很有效的缓解。不仅解决了水安全，大兴机场全生命周期总效益预测达到7.2亿元。他表示，大兴机场被北京市评为“绿色生态示范区”， 同时还利用海绵机场的景观湖打造了绿色发展教育基地，起到了良好社会影响和示范作用。

美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发展项目经理吕维菊表示，如何设计、建设基础设施决定着人们能否保持和提高生活质量，他所在公司在韧性基础设施设计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参照相关的国际风险管理标准开发了一套自己的风险评估方法，通过严格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评估极端气候条件下对于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且设计风险管理的工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来增加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

除了物理风险，美华环境还在设计中充分考虑社会性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不平等、基础设施的衰退、经济衰退，甚至恐怖主义等等，在项目设计中让社区更好地适应并重建。

就具体如何提高社区韧性，采取何种工作方法，吕维菊详细介绍了该公司采用的“10点计划”工作方法，其中包括界定边界、选择韧性评估标准、确定优先事项、识别机会、识别风险、将缓解行动纳入气候适应战略、制定气候战略、检测、评估调整、宣传沟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7峰会上说：“我们踏上了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我们的脚踩在了油门上。”

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执行院长王璟珉总结会议时表示，不只要把刹车踩住，我们还应该看看周围的环境。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就能够帮助我们环顾周围环境，做出最佳决策。

她指出，未来我们应该在做好气候风险总体评估和区域差异评估，完善气候韧性项目的价值评估方法，气候适应相关的政策以及如何趋利避害方面做好研究、探索实施工作。“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抓手，要进一步认识到两个抓手的协同效益，两个抓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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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