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的地狱之门（Hell’s Gate）国家公园，蒸汽从地壳中喷涌而出，产生了足以满足肯尼亚目前近一半电力需求的可再生能源。40年间，地狱之门一带的能源应用实验从未间歇，时至今日已然发展成一个行业。肯尼亚能源监管机构能源和石油管理局（EPRA）表示，其地热储量足以使目前的装机容量增加至少8倍。从理论上讲，这将使肯尼亚有机会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管理智库莫•易卜拉欣基金会（Mo Ibrahim Foundation）指出，非洲大陆已有22个国家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电力来源，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纳米比亚则能够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氢能。在全球努力实现零碳排放的趋势下，肯尼亚向非洲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一个贫穷国家是否可能在不密集使用化石能源的情况下，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

永久贫困

许多非洲官员认为，这样的美好愿景不太可能实现。因为钢铁制造、工厂经营等生产活动所需的碳氢化合物能源的体量是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无法达到替代化石能源的强度。预计到2050年，非洲的人口将达到25亿人，能源问题将更加严峻。

除南非和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少数国家外，非洲人均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和西方国家相比仅是一支半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尼日利亚人均产生碳排放量为0.7吨，这一数量还不到维持典型美国生活方式所产生碳排放量的1/20。扣除农业和森林砍伐，非洲的碳排放量可能仅占全球的3%。然而，与人均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的低数值相比，非洲受到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却高得不成比例。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非洲领导人、专家和能源企业高管认为，坚持让非洲人冻结他们的碳排放额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善，更不必说削减他们本就不高的碳排放了，这样的要求等于是让整个非洲大陆永远保持贫穷。2022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将在埃及举行，这将给非洲人提供一次宝贵的机会，去纠正202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所提出的、他们认为带有西方偏见的议程。

像许多人一样，莫•易卜拉欣基金会创始人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痛斥西方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几乎放弃了对天然气项目融资的行为。他指出：“有些人说着要切断对非洲天然气项目的资助，号称是因为关心环境，但与此同时，却转身埋头于俄罗斯的天然气，这显然是不道德且荒谬的。”

自从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欧洲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替代能源，其中也包括非洲。比如，莫桑比克就已经发现了大量可以液化并装上船的天然气。最近在象牙海岸、加纳、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海岸发现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也引起了欧洲的浓厚兴趣。开普敦大学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 教授说，这一明显的转变暴露了欧洲在化石燃料问题上立场的虚伪。塞内加尔总统能源政策顾问马马杜•福尔•凯恩（Mamadou Fall Kane）表示，欧洲人对天然气的反对态度有所软化，在新的分类中，他们把天然气与核能一起列为“过渡燃料”。他补充道，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当局对天然气任何剩余的反对意见都已烟消云散。

非洲有6亿人缺电，其中1/6居住在尼日利亚。考虑到尼日利亚的能源匮乏、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工业化的雄心，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Yemi Osinbajo)估计，到2050年，本国需要的能源将是目前消耗的15倍。如果没有天然气，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阿布贾的演讲中，奥辛巴乔说：“我们需要的只是基本负荷的天然气。”这里的“基本负荷”要求的是一个不依赖间歇性电力的稳定电网。

“公正的能源转型”

外界普遍认为，非洲应该通过欧美国家所谓的“公正的能源转型”方式来开发资源，但在这样的声音下，非洲人自己提出的“可再生能源主导型增长模式”往往被忽略了。

咨询公司达尔伯格集团（Dalberg Group）的执行董事詹姆斯•姆万吉（James Mwangi）认为，即使不出于任何道德责任感，非洲国家也可以为了抓住数十亿美元的新机遇而走上绿色道路。“未来将出现一系列碳排放商品化的商业模式”。姆万吉说，富裕国家和中国、越南、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受到了碳密集模式的掣肘，使绿色技术的转型变得非常困难。与之相对的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能源基础设施，这使它们更容易采用电动汽车、制氢和碳捕集等新技术。谈到利用地热能从大气中提取碳的潜力时，姆万吉提问：“怎样才能使‘地狱之门’成为全球碳移除中心？”

肯尼亚在生产纺织品等商品上更具竞争力，其原因不是劳动力更便宜，而是可以用更低的碳足迹来生产，从而使其避免欧洲根据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征收税收。“像高盛(Goldman Sachs，国际投资银行)、维托尔(Vitol，荷兰能源交易商)等公司，它们在投资时都明白，碳将成为热门大宗商品。”姆万吉表示，“它们并非道德感同理心泛滥的慈善家，而是选择在每吨40美元到50美元之间的碳价格上押注的投资银行家。”

监管和数万亿美元涌入ESG投资使碳价格提高，这让人们相信，能源转型给非洲提供了一个加速发展的一次性机会。事实上非洲至少有1/3的人生活在每天生活费1.9美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中。考虑到这样大量且迫切的需求，非洲在不增加碳排放的情况下实现发展的想法似乎有些不切实际。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奥辛巴乔说：“非洲向新能源技术的‘飞跃’并不会像跳过固定电话而使用移动电话一样简单。”

然而，对于那些支持“飞跃”的人来说，肯尼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肯尼亚能源部长莫妮卡•朱玛（Monica Juma）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至于能源领域是否也能有类似跨越式的发展？谁知道呢，但至少，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朱玛表示，只要其他国家也承担和履行好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像肯尼亚这样有能力走可再生能源道路的国家就应该走这条路。

规模化问题

电动交通工具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由瑞典工程师在内罗毕创立的Roam公司认为，这一领域的起点应该是摩托车和公共汽车。因为摩托车可以快速又轻松地充电，而公共汽车的充电站需要沿着固定的路线设置。

在内罗毕，Roam等公司已经开始为当地的摩托出租车车队生产少量的电动摩托车。Roam的首席营销官阿尔宾•威尔逊（Albin Wilson）表示，在与司机们的对话中，公司并非在强调电动摩托车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而是告诉他们这能使摩托车的维护和运营成本更低。威尔逊提到，目前Roam主要从中国和印度进口包括发动机和轮胎在内的精密组件，其他组件由当地制造。Roam希望在肯尼亚能获得更多的材料及产品，最好能够在非洲获取包括钴、镍和钽在内的电池原材料，以此来压低价格，帮助建立一个围绕电动交通工具的工业生态系统。

网络公司Koko，提出了另一个有前景的想法——用生物乙醇取代烹饪用木炭。生物乙醇是一种糖或淀粉的副产品，相对于木炭，其燃烧起来不仅清洁，价格还便宜了40%。内罗毕大片非正式居住点的居民平均每月在木炭上的花费为15美元，这是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洲煤炭工业的一部分。出于产煤需要，大量树林被砍伐，加之农业转型，焚林会加剧环境污染，而“煤炭业”则是罪魁祸首。

Koko通过当地的“燃料自动取款机”小批量销售乙醇，并以成本价或者更低的价格销售印度制造的清洁炉灶。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雷格•默里（Greg Murray）曾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小点子，但它却有可能成为一项庞大的业务。这项商业有可能改变整个非洲大陆的烹饪习惯，并且阻止森林砍伐。”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Koko已经与内罗毕1/5的家庭签约，且公司的业务规模正在以每天1500位新客户的速度持续扩大。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向韩国出售碳信用额，其平均售价为每吨20美元。

麦肯锡发布了一份关于非洲低碳工业未来潜力的报告。报告指出了20多个绿色商业机会，并估计其中一些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产生大规模影响。其中，制造风力涡轮机塔是机会之一。在内罗毕以南的100兆瓦基佩托（Kipeto）风力发电场，通用电气公司的现场服务工程师诺伯特•奥姆贝斯（Norbert Ombese）说：“绿色发展是众心所向，我们也正努力顺应潮流。”基佩托的发射塔是中国制造的，但当地的制造商认为本地化生产也能够实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非洲谈判小组前主席、现非洲氢伙伴关系董事会成员塞尼•纳福（Seyni Nafo）认为，更大的机会仍然是氢能。在谈到将风能、太阳能、水力和地热能转化为氢能的前景时，纳福表示：“我们有潜力通过生产可靠、可负担、可持续、可扩展的绿色能源实现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这种绿色能源能够以液体的形式运往西方市场，或者在当地被用于生产绿色化肥、绿色铝和钢。

外国投资者已经嗅到这一机遇。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福特斯库金属公司（Fortescue Metals）的主席安德鲁•福斯特（Andrew Forrest），2021年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公司将牵头投资800亿美元开发因加大坝，这座刚果河上的综合大坝的装机容量可能是中国三峡大坝的两倍。其产生的能源足够为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剩余的还可以转化为氢能。

然而，位于内罗毕的一家地区性银行股权集团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James Mwang）认为，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尚需要时间，非洲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转型。在谈到化石燃料依赖模式时,他表示：“肯尼亚就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但像尼日利亚这样拥有遗留系统的国家，改变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确信，富裕国家不可能提出让一些国家继续贫穷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主张的结果是具毁灭性的。不难想象，诸如数百万人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并选择和富裕国家一样的重碳生活方式的情况有可能发生，而这样的结果是没人愿意看到的。

本文原载于2022年6月1日的《金融时报》，作者为David Pilling，本文略有删减；编译者单位：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