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主办的“2026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围绕“新动能新场景加速绿色转型”这一主题,与会专家聚焦COP31及国际气候合作展望、全球电气化发展趋势等议题,并分享了我国在绿电与产业协同发展、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成果,共同探讨未来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机遇与挑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高校及企业的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表示,2026 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也是《巴黎协定》进入第二个十年、全球落实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窗口期。我国坚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部分 2030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已经提前实现。面向 “十五五”,我们将有序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强化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推动非二氧化碳管控形成千万吨级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能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减缓司司长詹姆斯·格拉伯特(James Grabert)表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诸多挑战,挑战的核心包括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能源支撑,如何推动工业脱碳,以及如何大幅削减甲烷、HFCs和氧化亚氮等强效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中国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创新与制造推动了全球清洁能源技术成本的下降。通过国际合作,中国还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建设繁荣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产业和市场。更迅速的气候行动意味着更强劲的经济、更高的能源安全水平,以及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助理周涛指出,当前,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新能源、数字智能、工业深度脱碳、非二气体规模化减排等领域不断涌现新技术、新模式、新机遇。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复杂多变,绿色贸易壁垒、碳足迹、绿色供应链等对产业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这要求我们既要立足国内,落实好“十五五”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也要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国际交流互鉴,分享转型实践经验,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破解技术、市场、政策层面的现实难题。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指出,气候行动与《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缩小这一差距不仅需要更有力度的目标,更需要加快将承诺转化为切实的减排行动。即将召开的COP31将以推动气候承诺落地为核心。无论是电气化倡议、建筑能效提升、废弃物减量,还是甲烷减排,其核心都在于把长期气候目标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项目和投资。随着《巴黎协定》第二次全球盘点进程的启动,如何弥合承诺与实施之间的鸿沟,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对我国而言,未来五年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时期,需要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促进绿电消费,并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协同发力,加快重点行业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主旨报告
前德国气候特使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表示,尽管全球正走向超出《巴黎协定》1.5°C温升目标的局面,但我们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缩小气温超标的幅度,并缩短其持续时间。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同时推进脱离化石燃料、以可再生能源推动电力部门转型、削减甲烷排放和投资碳移除技术这四大关键领域的工作,巩固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合作体系,推动全球气候行动从承诺转化为现实。她强调,应对能源、经济和气候安全问题,可以通过清洁电气化、可再生能源以及转型脱离化石燃料来实现,这将为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惠益,值得我们共同努力。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谢秋野表示,过去能源转型更多是由气候变化驱动,而今,能源安全已成为与气候行动并行的两大重要驱动力。实现能源电力自主可控、清洁低碳、技术领先,已成为世界各国争竞的“新高地”,是未来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的融合,正在重塑全球能源转型的逻辑。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关键期。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20.1亿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规模48.6%,发电量占比达23.8%;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新能源的高比例接入对系统调节和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应统筹推进系统调节性资源建设,加快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发挥煤电的支撑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此外,应围绕电源、电网、负荷、储能、调控等关键环节进行系统性重塑,破解制约新能源发展的瓶颈,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全面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国际能源署可持续性技术与展望司司长劳拉·科齐(Laura Cozzi)强调,全球已进入“电气时代”。目前,电力已满足全球约23%的能源需求,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快速上升。在能源安全需求上升和技术成本快速下降的双重驱动下,电力和电气化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过去十年,全球电力需求年均增量约为750太瓦时,未来十年全球电力需求年均增量预计将翻倍。为应对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不能再沿用以往逐个项目规划电力系统的发展方式,而要采用系统性思维,大规模部署电网灵活性资源,加快发电设施的审批进程,还要精准引导消费者更多地购买和使用电气化设备,比如电动汽车等,以加快推动电气化进程。
电力环节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指出,随着波动性新能源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电力系统主体,能源转型面临新的挑战。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不只是发展更多新能源,而是要打破传统条块分割,实现多能融合互补和供需协同,共同降低系统成本,共享新能源红利。未来需要通过完善包括容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在内的市场体系,推动虚拟电厂、有序充电、车网融合、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等新模式的发展,让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不仅创造减排效益,更能为用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让用户共享绿色红利。只有把绿色转型与产业振兴、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推动能源转型持续深入发展。钢铁、化工、AI 和零碳园区等场景开拓了绿电应用的新空间。而连接能源供给与需求的关键桥梁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市场,需要通过更好的市场设计让价格信号发挥优化资源配置,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爱康技术中心副主任阳春指出,当前供热发展已经从原来的“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当前北方供热中近90%仍以化石能源为主,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和热电联产发电小时数下降,如何保障供热安全、推动热电协同发展,将成为“十五五”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建筑和供热管网本身具有很强的蓄热能力,但全国近70万公里供热管网和建筑蓄热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供热负荷与风光发电波动存在较好的协同空间,因此热力系统与电力系统融合发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工业领域200摄氏度以下供热场景中热泵的应用,还是居民供热领域通过热计量、热价改革提升灵活调节能力,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但要推动热电融合规模化发展,仍需重点解决供需匹配和价格机制两方面问题,在供热规划和电力规划中统筹考虑资源配置和系统协同,通过市场化机制和示范项目推动技术落地应用,促进供热系统绿色低碳转型。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立理认为,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5000万辆,电动汽车已经开始对电力系统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峰谷电价对充电行为的引导作用,在私家车和重卡等道路交通电气化场景中,充电负荷对电价变化的响应越来越明显。从车网协同的发展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两个比较明确的商业场景。一是利用工商业峰谷价差开展表后储能和峰谷套利,二是通过车网互动(V2G)上网电价参与电网互动。目前,全国已有9个省市出台了V2G上网电价政策,为电动汽车向电网反向送电提供了价格机制基础,这是推动V2G规模化发展的重要突破。若将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视为移动储能,目前我国70%以上的储能资源都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这些电池蕴含着巨大的储能价值,未来通过聚合平台参与电能量市场、容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可以将这些价值释放出来,车企、电池企业可以通过提供电池延保等服务在消除用户顾虑同时分享收益,这样既能提升车主参与积极性,也能形成车主、车企、电池企业和电网多方共赢的商业生态。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能源科技创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盛指出,高载能行业用电量比例在逐年下降,目前已降到25%左右,与之对应的是高技术制造产业用电量的快速上升。工业领域对电力系统的需求也正从单纯保供转向保供与绿电溯源并重。“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的目标,对工业行业绿电消纳和碳排放强度下降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零碳园区建设不仅需要通过屋顶光伏、工业余热余压发电、园区级能量管理平台等提高源荷匹配水平,还需要通过更有效的价格信号降低综合用能成本并提高绿电消纳水平。此外,当前我国工业行业电气化水平约为28%,而高载能行业电气化水平仅约18%,这其中的差距意味着工业电气化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目前,电锅炉、电窑炉、工业热泵等技术总体已经较为成熟,未来重点在于工程验证,除了技术,还应关注政策保障和机制设计方面。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清洁电力项目副主任黄辉表示,总体来看,新兴产业用能形式以用电力消费为主,经济承受能力较强,发展预期向好,与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特点较为契合,有望成为新能源消纳的主要场景。但不同产业的负荷特性及其与新能源适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相应的调节成本也不尽相同。例如,高端制造业和算力中心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若未配套储能等快速调节资源,则难以响应秒级更短时的波动,其调节行为更多集中在产能相对宽松时,将部分工艺负荷或可延迟训练算力负荷转移至新能源大发时段。相比之下,绿氢产业随着电解槽技术进步,正逐步成为兼具"宽负荷、可中断、快响应"特征的优质柔性负荷,与新能源适配性更强。针对不同产业负荷特性和调节成本的差异,他建议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容量补偿、辅助服务等市场机制,量化柔性负荷的调节价值,对更适配新能源的用户适当减少系统成本分摊。同时,通过差异化考核、分时分区绿电绿证以及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等政策,引导成本承受能力较强但调节意愿较低的行业扩大新能源消费。此外,面对绿电边际成本上升和市场支付意愿下降的问题,应完善电碳排放核算体系和产品碳足迹管理,推动终端产品建立清晰的绿色标识,并通过政府绿色采购、强制性标准和碳普惠等手段培育绿色消费需求,引导绿色溢价向终端消费环节合理传导。
工业环节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与环保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卫东认为,《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突出了低碳要求的战略导向,《规划》名称新增“低碳”二字,以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牵引,提出较高的能耗和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全面强化低碳要求,体现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担当。《规划》明确了绿色导向的价值创造,以发展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着力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发展新型储能、氢能、工业绿色微电网、绿色装备等先进技术产业,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塑造绿色竞争新优势。此外,《规划》还突出了智绿融合的发展路径,部署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从夯实融合基础、深化融合应用、推动AI赋能绿色制造等方面发力,进一步促进绿色转型效能跃升。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科技发展中心陈瑜博士介绍,“十四五”期间,钢铁行业实施“极致能效三年行动”以持续提升能效水平。累计143家企业、7.5亿吨粗钢产能参加培育。截至2026年10月,已完成“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企业或工序公示115家次。“十五五”时期,钢铁行业将面临需求减量、结构调整与绿色低碳转型三重压力叠加的新挑战。提升电炉短流程炼钢占比、发展氢冶金等低碳冶金技术,是钢铁行业推进“双碳”目标和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路径。为推进电炉钢短流程竞争力提升,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废钢资源供应和回收体系,提供资源保障,另一方面要促进绿电特别是低成本绿电在企业的直接应用。同时,还需完善碳足迹、电炉钢等相关标准,推动绿色采购和绿色供应链建设,帮助企业分担绿色转型成本。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研究总院院长彭学平提出,作为仅次于电力和钢铁的重要排放行业,水泥行业在“十五五”时期将加快从能源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在“十四五”期间通过产能置换、替代原料、能效提升等措施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上,未来需坚持“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全流程管碳”的路径,推动行业碳排放有序下降。他强调,行业实现深度脱碳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按照“六零”工厂目标分阶段推进。因为水泥行业约60%的碳排放来自石灰石分解,40%来自化石能源燃烧,仅依靠新能源替代难以实现近零排放。未来应重点推动零化石能源和低成本CCUS两大关键技术方向,逐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庞广廉介绍,石化行业碳排放约占我国工业碳排放总量的12%至14%,是实现“双碳”目标必须重点关注的行业。进入“十五五”,最大的变化将是从以能耗双控为主转向以碳排放双控为主,这意味着行业发展的标尺、目标和路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政策逻辑也正在转变。 “十四五”重点是遏制盲目扩张,而“十五五”既要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也要为2035年预留转型空间,不能再走先扩产、后减排的老路。对于石化行业来说,减排不能仅依靠节能,而要推动原料多元化和循环化发展。未来应坚持产能减量置换和碳减量置换原则,对传统化石能源扩能项目严格控制,同时为化学循环、生物基材料、绿氢耦合和CCUS一体化等低碳项目预留发展空间,引导投资向真正具有减排效益的新模式和新技术倾斜。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压缩产业规模,而是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石化行业向循环经济、高端化工和低碳发展转型,形成兼顾竞争力与减排目标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北京安泰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熊慧介绍,电解铝行业过去20多年一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产能无序扩张。自2017年全面清理违规产能以来,行业形成了约4540万吨的产能天花板,不仅有效改善了发展环境和市场秩序,也成为控制碳排放总量的重要基础。“十四五”期间,行业在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政策的同时,通过能耗双控、能效提升、能源结构优化和推动再生铝发展等措施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得益于能源结构改善和能耗持续下降,电解铝行业已于2024年提前实现碳达峰。特别是行业绿电使用比例提升显著,2025年达到29%,若纳入绿电直连则接近32%,较2020年提高了至少10个百分点。面向“十五五”,行业仍将坚持产能天花板这一根基,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绿电消费、节能降碳和再生铝替代;加快构建涵盖柔性电解、余热回收等关键技术的系统解决方案,推进示范应用,统筹实现降低电耗与提升新能源消费的双重目标;同时建立惰性阳极、碳捕捉等前沿低碳技术储备,持续推动电解铝行业深度降碳。非二环节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业项目主任潘支明指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虽然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四分之一,却造成了近一半的全球升温。当前,全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治理正在从倡议和承诺逐步走向制度、数据、资金和项目实施。以甲烷为例,治理重点从“要不要减”转向“怎么减、谁来付费、如何形成可持续项目”。对我国而言,除了持续完善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等重点领域的政策体系,未来更重要的是加快建立可靠的数据体系、可复制的项目模式和可持续的融资机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要真正实现规模化,未来至少要做到三个对齐,即政策预期与企业行动的对齐、减排目标与企业实践的对齐,以及行业信息与融资决策的对齐,推动减排从试点示范走向规模化落地。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表示,中国履行《基加利修正案》已取得显著成效,仅2024-2026年实施HFCs生产控制就从源头避免了超过12亿吨CO₂当量的排放,体现了HFCs管控作为低成本、高效益气候行动的重要价值。从生产和消费管控情况看,中国HFCs减排进展明显好于履约要求,目前无论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都已低于履约基线水平30%以上。如果中国加大管控力度,HFCs生产端在2022年、消费端在2023年的峰值可以确立,可提前实现2035年《基加利修正案》和国家NDC关于生产和消费控制目标。但即使满足上述要求,HFCs排放在2035年之前将持续保持增长,将对2035年NDC国家减排目标带来压力,更不足以支撑碳中和目标。随着数据中心等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未受到《基加利修正案》管控的HFCs等含氟温室气体的消费和排放有可能快速增长。与此同时,部分替代制冷剂在降解过程中可能产生三氟乙酸(TFA)等新污染物,带来新的环境风险。因此,未来工作的重点应从单纯满足履约要求,转向如何进一步压低排放峰值、推动提前达峰,并充分挖掘制冷设备能效提升、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替代技术创新带来的减排潜力。同时也要关注部分替代品带来的新污染物风险,推动气候治理、臭氧层保护和新污染物防控协同推进。在当前全球制冷行业技术升级和制冷剂替代的关键窗口期,越早采取行动,就越有机会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大的气候和环境收益,并保持中国这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主管王紫唯指出,氧化亚氮虽然排放总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和甲烷,但其全球增温潜势(GWP)是二氧化碳的273倍,在大气中的寿命非常长,是工业领域最具确定性的减排切口之一。目前我国已经将氧化亚氮减排纳入NDC目标和工业减污降碳政策体系,通过单位产品排放强度控制,引导己二酸、硝酸和己内酰胺等重点行业持续提升减排水平。这种政策设计既为产业发展保留空间,也能够倒逼企业推动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从产业基础看,工业氧化亚氮排放来源高度集中、治理路径相对明确,随着国产氧化亚氮减排催化剂取得积极进展,部分技术已实现97%-98%的催化效率,并在起活温度、能耗控制和余热回收等方面展现出较强竞争力。当前氧化亚氮减排装置主要集中在头部企业应用,要实现从有技术到全行业减下来,就需要打通技术可行、商业可行、全行业可行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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