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藏北高原腹地格拉丹东的藏野驴 摄影｜ 桑珠扎西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水平下降或丧失会严重影响人类生活。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国西部地区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丰富，承担着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关键生态功能，其保护成效关乎国家生态安全与民族永续发展，在维持我国乃至全球生态安全格局中处于重要地位。

然而，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的影响，西北暖湿化、“亚洲水塔”失衡、北方防沙带功能衰退等问题凸显，西部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务实举措，不仅为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发挥了全球引领作用。

西部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我国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极为丰富，分布着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各类物种特有种占全国50%～80%。36个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有4个完全或部分位于西部地区，即中国西南山地、中亚山脉、喜马拉雅和印缅地区。我国划定的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有22个陆域优先区域分布在西部地区，含祁连山、羌塘—三江源、喜马拉雅东南部、锡林郭勒、横断山南段、西双版纳和桂西南山地等，总面积达276.3万平方公里，占优先区域总面积的86.8%、陆域国土面积的25.0%。

长江正源格拉丹东：冰川和生灵 摄影｜ 孟秀祥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颁布的《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政策制度和规划方案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保障，国际组织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护网络构建，这一系列行动和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1.实施重点生态保护工程。我国西部地区规划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和北方防沙带等重点区域，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石漠化治理等众多重点生态工程。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重点推进了三江源、祁连山、若尔盖、羌塘高原—阿尔金草原、藏东南、“两江四河”和历史遗留矿山及损毁土地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促进了高寒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在黄河重点生态区秦岭区域加强了对大熊猫、金丝猴、朱鹮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及栖息地恢复和保护。在长江重点生态区横断山区开展了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加强了原生性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在北方防沙带区则以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流域、天山和阿尔泰山森林草原为重点开展了生态保护和修复，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2.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点布局区域，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保护区的81.9% （Wu et al., 2021），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江源国家公园已成为我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生态先行区及生态文化传承区；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跨省协同管理体系，有效改善了野生大熊猫栖息环境，同时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带动国家公园园区及周边区域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红线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青藏高原、天山山脉、内蒙古高原等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域集中分布红线，保护范围涵盖西部绝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及其自然栖息地。

3.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非法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致危因素，我国构建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以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制度、栖息地保护和禁猎区(期)制度、经营利用全环节严格监管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保护体系，开展了“蓝天行动”“清风行动”“绿盾”等系列专项行动，系统打击非法猎捕、出售、收购或利用野生动植物的行为，持续强化野生动物进出口管理，加固野生动植物保护网络。自新冠疫情以来，我国还进一步打击了以滥食野生动物为目的的非法贸易，从源头卡住野生动物非法进入市场的途径，从末端禁止野生动物消费。

4.强化国际合作与社会力量参与。因我国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其生态环境保护受到国内外组织和机构的广泛关注，我国也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如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建设跨国界保护区及跨界保护廊道，西北地区推进中俄哈蒙四国跨界保护规划。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保护国际（CI）、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及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等国际组织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猫盟CFCA和雪境等国内NGO协同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开展了多项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及维护生态安全相关的科研和实践，开展了雪豹、大熊猫、荒漠猫、川金丝猴、亚洲象和珙桐等珍稀动植物的长期保护工作以及藏东南、澜沧江、帕米尔高原等地区的生态监测，为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科研和保护实践经验。

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多重挑战

虽然我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因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管理能力、资金投入、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撑等限制因素的长期存在，社区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加剧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矛盾，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具体问题如下所述。

1.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不仅破坏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也显著消减了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威胁我国西部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历史上长期的森林开发、滥捕盗猎及不可持续的采集、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等人为活动造成了区域的严重生态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大面积丧失或破碎化，种群数量锐减、濒危甚至灭绝。

2.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有待提升。我国西部自然保护地体系尚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及范围交叉重叠等问题，一些自然保护地内物种的分布区仍不断退缩，种群未得到有效维持。针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估工作发现，保护区范围边界与土地权属不清、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缺乏和资金不足等问题仍普遍存在，边远地区如青藏高原的保护区在单位管理资金、人均管理面积与巡护面积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

3.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存在保护空缺。我国生物多样性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区域多分布于西部，但这些区域往往存在较多的保护空缺，如喜马拉雅及横断山区（杨明等, 2021）。青藏高原现有保护地多规划在海拔较高、物种类型单一的无人区，而其东南部生物多样性丰富、人类活动较强的低海拔沟谷区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冲突也亟待解决。在滇东北乌蒙山山区与滇西南热带雨林区也存在较多保护空缺区域，这些区域有着较大版块的陆栖脊椎动物保护优先区分布，但是现有保护地覆盖比率还有待提升。

4.人兽冲突问题亟需治理。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渐回升，其活动领域与人类生产生活区域产生重叠，从而产生人兽冲突事件。除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外，野生动物肇事还会引发居民对野生动物的抵触心理，影响生态保护。在青藏高原，肇事野生动物以食肉动物狼、棕熊和雪豹为主，一年全区损失可达近亿元。四川盆地是我国人—野猪冲突的热点区域之一，野猪破坏农作物并导致耕地撂荒，且伤人事件快速增加，亟需制定调控政策和损失补偿机制。

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我国西部面临巨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但现在也迎来了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基本国策，纳入了国家总体布局，从顶层设计上加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设计和规划，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物种识别等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优化我国西部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保护，提出保护建议如下。

1.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评估体系。在西部地区建立覆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优先区域及关键物种的常态化监测评估体系，整合现有监测站点和调查数据，建立联网共享、持续监测且多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大数据服务平台。完善科学评估机制，及时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和保护成效综合评估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设立重点专项支持科研人员对保护空缺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类型进行全面调查，查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推动跨学科合作，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的创新性与实效性。

2.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与管理体系。整合和优化现有的自然保护地，覆盖更多关键区域的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优先填补保护空缺，增强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连通性。规范管理机构建设，加强资金保障，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等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重点支持偏远地区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维护、巡护监测及科研投入，同时可探索更加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寻求国际机构合作、企业赞助以及NGO等不同渠道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大生态管护岗位设置及能力建设，推动更多高水平专业人才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3.强化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跨境执法，加强公众意识教育。目前我国境内的滥捕盗猎得到了基本控制，但西部地区仍是鸟类和哺乳动物非法贸易的集中区（Liang et al., 2023），毗邻南亚与东南亚的边境地区也是野生动物跨境盗猎及非法贸易的高发区，需加强执法力度和打击力度，完善跨境执法机制，在考虑多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补充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体系，制定国家整体战略，推进我国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此外，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交易及消费等环节日趋隐蔽，利用网络手段的非法售卖、贩卖越来越专业化和组织化，导致走私、贩卖、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应加强打击野生动物及制品的网络交易链，提升公众意识，摒弃滥食野生动物和滥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观念，遏制非法贸易需求端，树立人与野生动物文明和谐相处的理念。

4.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机制。依托中国主导构建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机制等国际共识，持续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国际框架协商，构建多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推动国际合作进行跨境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走廊的建立，建立国际协作研究网络，联合开展涉及气候变化、跨境生态修复及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推动公私合作、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政府工作。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促进绿色产业链发展。发展公民科学、鼓励公众参与生态保护，大力培养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导者。

5.构建人兽冲突的综合治理策略。在经济补偿方面，一是切实落实当前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补偿政策，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建立专项补偿基金，明确补偿标准，简化响应流程及申报程序，缩短补偿资金到账周期；二是建立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制度，利用保险补偿标准高、申报流程短、补偿到账快等优点，尽量足额补偿受损居民的损失。

长远来看，解决人兽冲突的重要途径是发展当地经济，例如，在西部牧区应推行生产方式转型，改变当地牧民对于畜牧业的依赖。针对高频冲突、种群数量泛滥的野猪，可开展种群科学调控和监测，由林、农和环保部门牵头，确定区域内主要肇事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增长率和分布等信息，依据监测结果确定狩猎地区、时间和数量上限，通过有组织地猎捕控制肇事动物，减少其危害。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计划性捕猎时，尽量减少会误伤区域内其余野生动物的狩猎手段（如毒杀等），防止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被破坏。

参考文献:

1 Liang, D., Giam, X., Hu, S. et al., Assessing the illegal hunting of native wildlife in China [J]. Nature, 2023, 623(7985): 100~105.

2 Wu M, Liu Y, Xu Z. et al.,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gress after implementing national conservation strategy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85: 124886.

3 杨明, 周桔, 曾艳，等.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进展及工作建议[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1, 36(04): 399-408.

作者丨吴佳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孟秀祥，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丨王秋蓉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5年6月刊

原文标题丨《我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