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人类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 ——德内拉•梅多斯及《增长的极限》的诞生与影响


文|黄晶   王文涛   揭晓蒙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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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日是罗马俱乐部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50周年。这份报告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因触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一直被视为人类思考发展模式的启蒙作品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绿色经典。

《增长的极限》关于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将很快超越地球承载极限的论断,在当时无异于清夜鸣钟,唤醒了沉浸于资本主义“繁荣盛况”的人们,促使人们开始正视为满足自身需求过渡消耗资源和能源给人类未来生存带来的风险。时隔50年,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增长的极限》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始终保持着生命力。

这份报告的诞生,离不开其背后研究团队的探索与付出。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作为核心成员和报告第一作者,与16位年轻研究人员首次利用科学建模方法展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与未来情景,为人类走出困境、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出了重要探索。

本文以《增长的极限》研究团队核心成员德内拉参与“人类困境”研究为线索,梳理了《增长的极限》报告的产生历程和社会反响,介绍了报告的后续系列以及德内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贡献 。

从研究“人类困境”

到《增长的极限》的诞生

德内拉1941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在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学习期间结识了同专业低一年级的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并结婚。1969年两人前往亚洲旅行,亲眼目睹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饥饿、污染和森林破坏景象,德内拉开始思考人口增长、生态破坏、贫富分化等问题及其原因。此时丹尼斯从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博士毕业留校,他所在的系统动力学创始人杰伊•福雷斯特(Jay Forrester)团队刚好承担了一项“人类困境”研究项目。德内拉选择加入该研究团队寻求“答案”,她在给哈佛导师的信件中写道:“我感受到实施人口和污染控制措施的紧迫性,我有义务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些问题上 。”

“人类困境”由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旨在为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资源枯竭、贫困失业、金融和经济混乱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这些世界性问题具有三个共同特征:在所有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包含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项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对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常常难以做出充分且迅速的反应。罗马俱乐部认为“系统思维对于从整体上理解世界性问题的起源与相互联系具有巨大潜力”,时任主席奥莱利欧•佩西(Aurolio Peccei)进而提出,此前从未将人类社会的总体状况抽象成数学模型,采用这种方法将是一项重大创新。因此罗马俱乐部正式启动了“人类困境”项目,由德国大众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

“人类困境”项目受到广泛关注。美国控制论学者汉森•奥茨贝格(Hasan Ozbekban)提出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将世界复杂情况纳入全球模型,这一思路被认为很有启发意义,但因设计上晦涩难懂且实施周期较长而未被采纳。而福雷斯特开创的系统动力学着眼于整体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在复杂系统中甄别并管理摆在面前的各类选择,彼时已基于计算机建模开发出城市动力学模型。在其同事、罗马俱乐部成员卡罗尔•威尔逊(Carroll Wilson)的推荐下,福雷斯特参加了1970年6月举办的第二届罗马俱乐部年会并正式提出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案。罗马俱乐部认为值得一试,于是福雷斯特通过模块设计、计算机验算、模型变量非线性分析与一致性检验等,先后设计了“世界I”模型和“世界II”模型。不同于“增长带来发展”这一直觉判断,模型初步显示:除非迅速采取措施制止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显著增长倾向,否则灾难将不可避免。佩西等人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模型,因此向福雷斯特团队提供了25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人类困境”项目于同年9月正式启动。

在福雷斯特的领导下,丹尼斯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包括德内拉在内的16位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研究。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年轻人聚集在MIT校园内旧碳纸厂的一处大型办公室,仅有几张桌子和一台IBM计算机。尽管工作条件简陋,他们仍充满动力和激情。佩西后来回忆道:“他们以迄今尚未试验过的技术展示出整个人类世界的运转方式,这份勇气令人敬佩。”

研究团队基于世界人口、粮食、资源、污染和工业产出5个模块的反馈互动,建立了“世界III”系统动力学模型。德内拉负责人口模块的建模工作,考察生物、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对生育、老龄化和死亡率等人口变量的影响,综合运用存量/流量和反馈循环等工具去寻找能够引起人口系统发生显著变化的关键杠杆点。在她看来,这可能是当时最佳的人口研究模型。

8个月后,研究团队在进展工作会上给出了两个初步研究结论:造成一系列世界性问题的首要原因是“增长”;能源使用、物质流以及人口的指数增长威胁着地球的物理极限。罗马俱乐部成员对此展开热烈讨论,有人提出不同观点:“增长”既可能是一个问题,但也可以被视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能源短缺,那就去发现更多石油、开发更多核能;面对饥饿,那就生产更多粮食;即使是污染也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承担相应的治理成本。针对这些争论点,研究团队进一步修正“世界III”模型,德内拉被安排牵头对模型运行结果进行描述、解释和分析,并作为主要执笔人于1971年夏天形成了一份50页的综合研究报告,通过将建模技术性描述转为大量数据和案例,更清晰翔实地阐释了极限和增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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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在罗马俱乐部内审中得到高度赞赏,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份报告应该让全世界都看到,佩西在读完后脱口而出“这正是我想要的”。结合修订意见,德内拉和同事们又用了6个月七易其稿完成了最终报告。至此,历时18个月的“人类困境”项目圆满结束。

这份极具战略意义的报告被交由波托马克学社(Potomac Associates)编辑出版,同时抄送多国政府官员,旨在对其国家政策制定产生影响。1972年3月2日,波托马克学社邀请250多名专家和媒体记者,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举办了报告研讨暨发布会。会前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引发公众热议,也受到了各界知名人士的期待。报告最终定名为《增长的极限》,副标题为“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德内拉、丹尼斯、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和威廉•贝伦斯(William W. Behrens III)4个人被共同列为封面作者。

报告通过科学建模方法,开创性地描绘了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使用增加在各种限制下的相互作用机制,模拟出1972年~2100年可能出现的13种未来场景,提出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按照当时世界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增长趋势,将在百年内超过地球的承载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能力均出现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第二,改变这种增长趋势与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需要设计一种可持续的全球均衡状态,稳定人口并对一味追求增长的模式加以干涉,同时使地球上每个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并且拥有实现其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第三,如果全世界的人们都决心争取第二种结果,那么越早开始努力,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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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地球承载存在上限,它将迫使人类社会物质增长在21世纪某个时刻停止。这种停止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现:既可能是突然崩溃进而出现不可控的下降,也可能是人类在资源消耗过程中逐渐接近地球承载极限。无论哪种方式,增长的终结在1972年看来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毕竟所有模拟场景都表明,人口和经济增长将持续到进入21世纪。即使在最悲观的场景下,物质生活水平也将持续提高到2015年。基于此,德内拉等人认为希望尚存,人类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知识、工具和资源,只要做出具有长远眼光的选择,仍然有安全增长的空间,并可以创造一种人类社会的全新模式——一个世世代代可持续的社会。

《增长的极限》的反响

自1972年正式出版以来,《增长的极限》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影响深远,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迄今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量超过30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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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极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地球承载极限与人类发展选择理论的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许多国家政府、团体和学者给予支持和赞誉。时任荷兰女王朱莉安娜(Juliana)、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瓦勒里•德斯坦(Valéry d'Estaing)等专门举办会议研讨,1980年美国发布的《公元2000年的地球》也被认为是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受到该报告影响推动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此外,不少学者纷纷撰文支持罗马俱乐部“敢为天下先”的举动。该模型本身虽然对现实世界过度简化,但提出的观点具有启示意义,促使人们寻求摆脱“人类困境”、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与此同时,报告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对当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预判显然难以接受。佩西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争论不断扩大,社会舆论反映出思想的混乱。” 1反对者们质疑模型及参数的可信度,认为结论过于悲观且缺乏现实可行的建议,同时忽略了科技进步的作用。

此后数十年间,各国学者围绕该报告持续进行辩论和观点碰撞,极限问题也被不断地以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和评估。时代认知局限、知识体系分割、“末日预言”标签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报告的真正价值。人们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忽视了报告的全球性视野和交叉学科视角,弱化了报告的预警和倡导作用,对于报告提出的政策和行动建议未给予足够重视和有效反馈,不少人将精力浪费在批判上。面对激烈的争论,德内拉等人表示,《增长的极限》主要目的不在于预测人类前景,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于人类面临威胁和未来机遇的探讨与思考 。2

事实上,报告的确开启了人类关于可持续发展认知演进的新历程。兰德斯曾说,“公众辩论”证明了《增长的极限》中“地球极限”“生态占用”和“可持续性”等核心概念的重要价值。未来主义乐观学者对《增长的极限》的一系列批判也促使罗马俱乐部不断思考进而合理扬弃极限理论。继《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后,罗马俱乐部又相继出版了《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年)、《人类的目标》(1978年)、《超越增长的极限》(1989年)等标志性报告,从“零增长”理论、“有机增长”理论逐步演进形成可持续发展思想。

同时,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和行动也在逐渐凝聚和推进。进入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工业化全球蔓延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的环保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开启环境治理全球性进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直至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巴黎协定》,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和崭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人类关于自身发展的认识也从片面经济增长转向整体福祉。

伴随时间的推移,报告预判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后续发展中得到惊人的验证,它对未来风险作出的警示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重视。《增长的极限》预测世界人口将以指数方式增长(“再过30年达到70亿人左右”),现实中2002年全球人口为62.6亿,2012年为70.4亿。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得到证明,并验证了“经济增长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扩大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绝对的鸿沟”。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等机构发布的《2016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人类每年都在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目前需要的自然资源需由1.6个地球来提供。可见,《增长的极限》曾经的预警已经成为人类正在面临的危险。

后续之作

在《增长的极限》发表后的几十年中,德内拉等人始终密切注视着世界的变化,关注着他们精心研制的“世界模型”给出的结论与现实的拟合程度。

在完成“人类困境”项目后,德内拉和丹尼斯一同前往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德内拉教授环境科学和系统动力学课程,成为该校第一位荣获终身教职的女性学者。其间,她作为共同作者撰写了《在黑暗中摸索:全球建模的第一个十年》(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Decade of Global Modeling),梳理“世界III”模型问世后10年间全球建模概况,为未来更好地开展全球建模实践提供指导。

为了纪念《增长的极限》发表10周年,1982年德内拉和丹尼斯邀请30位资源环境、系统建模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和管理人员,共同成立了“国际资源信息中心网络(INRIC)”(也称“巴拉顿小组”)。该团体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指标研究,推动建立了一批可持续发展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培训中心,开发了一套基于系统思维的培训教材——《气候变化行动手册:22个系统思考练习》并被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导能力培养计划(LEAD)采纳,在全球各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可持续发展行动。时至今日,已逐渐发展成30多个国家约30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网络组织。

《增长的极限》发表20周年之际,德内拉和丹尼斯决定修正原有模型并输入新的数据验证情景,兰德斯和德内拉在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些同事加入研究团队。德内拉仍然负责结果分析和报告撰写,最终完成了《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报告指出,新的理念、技术和制度得到推广,但人类困境变得更加严峻,人类面临的选择更少了,无法再通过“明智且有远见的政策”来避免过冲(overshoot),强调发挥人的作用树立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更多证据警示人类社会确实已进入危险的过冲状态。德内拉等人决定使用“生态足迹”等最新研究方法并更新数据,更加关注人类活动和生活质量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早期结论。然而,正当这项工作有序推进时,德内拉却因细菌性脑膜炎病倒在床,于2001年2月在达特茅斯希区柯克医学中心去世,带着遗憾离开了她一生追求的事业和朝夕相处的团队。丹尼斯和兰德斯以德内拉已经相对成熟的遗稿为基础,继续完成了研究报告,于2004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三十年更新》。报告明确了人类社会当下最应关注的重大问题——人口扩张、资源浪费、经济停滞及环境破坏严重,提出5个向可持续状态过渡的工具——增强想象力、发挥网络的作用、反映真实的现状与问题、提升学习的能力、互助互爱的真诚合作,并呼吁各国尽快开展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行动。

德内拉一生中其实还有许多研究著作和作品。作为一位系统论学者,她善于将复杂的系统思维与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简洁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充满复杂挑战的现实世界,先后撰写了《迈向全球均衡:论文集》《电子预言:计算机模型与社会决策》《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和信息系统》《系统之美》等。作为一位环境记者和作家,她创办了“全球公民”周刊专栏(Global Citizens Columns),针对化学农药污染、废弃物处理、生物多样性、臭氧破坏和清洁能源等可持续发展议题共发表800多期评论文章,1991年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提名。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实践者,她提出过一个在全球传播很广的行动纲领——“想在全球、做在当地”(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倡导建立了“柯布坡共同住宅”(Cobb Hill Co-Housing)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尝试将全球问题系统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具体案例相结合,推动本地社区向韧性和可持续性生活方式过渡。受其启发,可持续食品实验室(Sustainable Food Lab)、气候互动组织(Climate Interactive)、可持续发展领导者网络(Sustainability Leaders Network)等一批活跃组织相继成立。

2011年,为纪念德内拉逝世10周年,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更名为德内拉•梅多斯研究所,并于2016年并入系统变化研究院(Academy for Systems Change),每年通过开办培训课程、研讨会等系列教学实践活动,帮助来自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学员进一步提升管理复杂社会系统的能力。

结语

德内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独特贡献和影响力给她带来诸多荣誉,罗马俱乐部美国委员会以她的名字设立“可持续全球行动奖”以表达纪念。德内拉毕生都在为实现摆脱人类困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探索,对困难与挑战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并充满信心。生命的最后时刻,德内拉在2001年2月2日发表的最后一篇“全球公民”周刊专栏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相信无法限制消费和破坏,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太弱小无助而无可作为,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这个带有悲悯色彩的临终话语,正是德内拉内心的真实写照,她最后提醒人们不能对走向可持续发展失去信心,无论如何不能让摆脱困境的努力“真的结束”。德内拉办公室门上一直贴着一句格言,“即使知道世界末日就是明天,今天我也要种一棵树(Even if I knew the world would end tomorrow,  I'd plant a tree today)”。

 

1Aurelio Peccei. The Human Quality[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7: 94.

2David Rei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5: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