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有效机制,让城市先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专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本刊记者 | 朱琳


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如期完成。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或中央一号文件)于2月21日发布。《意见》中强调,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理解乡村振兴,首先要充分认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县域经济是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和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区域性经济。截至2019年末,我国共有2846个县级单位,作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联结点,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发展速度和发展效果都会对推进乡村振兴起到重要作用。

那么,我国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情背景是什么?县域经济与乡村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能够落实推进《意见》提出的目标,还应在哪些方面进行探索与提升?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聆听他的深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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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Q |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 | 徐洪才

 

填平二元经济之间的鸿沟

Q: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如何认识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的国情背景?如何理解乡村振兴在此背景下的意义与价值?

A:《意见》已经是21世纪以来,中央发布的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说,中央每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几乎都在聚焦“三农”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基础国情,即比较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如今已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同时迈入了后小康时代,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个全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因此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现代化的发展。要整体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城镇化率,平衡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填平二元经济之间的鸿沟。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平均在8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当前仍有2亿农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还没有真正完成。“三农”问题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短板和现实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当前60%的城镇化率为基础,如果能实现每年增加1个城镇化百分点,那么到2035年,中国就可以达到75%以上的城镇化率,这样我们就可以算是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由此可见,在未来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改变农耕率现状,必然是我国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乡村振兴。


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

Q:纵观《意见》,全文共出现11次“县域”,主要集中在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等具体要求和举措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县域经济”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 

A:促进乡村振兴,就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是我国“十四五”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对这一格局要有两点认识:第一,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以内需为驱动,农村的需求潜力较大,想要从农村切入提振内需,刺激投资与消费,就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扩大农村就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更多农民转变成市民。其次,若想要国内大循环呈现良性发展,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又都需要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来得以实现。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纽带与关键环节,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发展城市经济却忽略县域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是不可取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要以激发县域经济的内生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大发展作为拉动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建设,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Q:如您所言,在新时代背景下,县域经济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您看来,在当前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还存在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和难点?

A: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发展迹象,比如城市里的时尚消费品通过电商下乡,或者农村土特产通过网络进城等。但总的来讲,想要打通城乡循环、发展县域经济,仍然任重道远。

一个主要的困难是,我们当前仍缺乏让城市先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受客观条件限制,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长期以来投入不足,未来如有条件,应加大在道路、通讯、能源、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则需要县域经济具备造血能力,然而县域发展目前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财源不足、能力有限、市场发育滞后且碎片化等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导致以前的城乡之间长期存在虹吸效应、热岛效应,生产要素很难双向自由流动,人才、企业、资金都向城市集中,从而造成农村基础薄弱,出现空心化和边缘化等问题。《意见》强调县域经济发展,正是要让经济向农村下沉。 

另一方面,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土地的使用效率偏低,农民很难实现自我现代化,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短板。这个短板不补齐,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会被打折扣。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这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一把破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钥匙”。


完善政策体系,推动农村产业升级

Q:《意见》中关于“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部分,也提到了要“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您认为想要实现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应从哪些角度进行提升?

A:第一,要加强社会保障的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义务教育和技能教育方面,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贫乏,需要继续加大资源投入。高效现代农业需要具有高技术能力的农民,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难以具备应用大型农业机器设备的能力,也就无法实现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农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我在乘坐高铁的途中,看到华北平原地区已经有大型拖拉机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令人欣慰。

第二,在保证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生产要素的流转。我国国情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去探索如何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让农民得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增加收入。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土地入股,建立现代化的农民经营企业,让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在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以公司形式参与市场竞争。

第三,要推进城市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知识下乡、人才下乡,也就是如前面所说,要促进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循环。特别是资本下乡这个方面,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能否真正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则主要取决于农村市场的配置,太低的配置是很难吸引资本的。要想形成良性循环,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协调下,建立机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特别是完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统一起来。

第四,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蛋糕,将收入分配的哑铃型结构转为橄榄型结构,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提高农民群体的收入。这正体现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乡村振兴必须要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边际倾向更大,如果没有产业发展,就业和收入就无法增加,农民也就自然没有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