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时间表排定|全球如何评说?我们怎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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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短评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一重要承诺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显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雄心,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也将对我国“十四五”规划中的相关内容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是承诺要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远超《巴黎协定》下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1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全社会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等方方面面的巨大转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也会为我国带来经济竞争力提高、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益。


当前,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可以预见并值得期待的是:各地各部门以及重点企业将在国家承诺下,采取更为积极的低碳发展行动路线,提出更为具有雄心的目标,为未来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这一振奋人心的重磅消息一经发布,迅速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引发了中外专家学者热议。本刊征集了部分学者专家的观点,同时搜集整理了来自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英国驻华使馆、世界资源研究所、澎湃新闻等发表的各界评论,分享给读者。


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弗朗斯·蒂默曼斯(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我对习近平主席关于设立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时限及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声明表示欢迎。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坚定地行动以控制全球升温,应对气候变化,使我们的星球宜居。


•阿罗克•沙马(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大臣)

很高兴看到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现净碳足迹为零)的目标,并推进国家自主贡献。我期待着和更多中国的合作伙伴一同努力,成功地履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出的承诺。


•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尔(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总监)

这个倡议可能改变全局。在全球减排面临鸿沟、气候治理面临赤字的关键时刻,中国宣布的新目标传达出非常重要的积极信号,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国际领导力。中国的行动将给全球各国、尤其是各主要排放大国施加影响力,推动各国采取更果断勇敢的行动。


•海伦•蒙特福德(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和经济副总裁)

中国宣布将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力争将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细节决定成败,未来中国仍需进一步细化短期目标,力争早日达峰。


如今,中国面向零碳的未来发展总体方向已经确定,这一举动轰动了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其他主要排放国设立更高的气候目标树立了榜样。在当下,我们建议所有国家应采取更有力度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疫情后经济的韧性绿色复苏。我们相信中国强有力的气候政策措施不仅可以促增长、创就业,还将引领全球21世纪的低碳经济转型。


展现雄心:碳中和目标体现大国担当


•解振华(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目前我国提出的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巴黎协定》下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这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10年,此外也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治格局背景下,我国主动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提出有力度、有显示度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向国际和国内社会释放了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对外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彰显了大国责任和担当。


•何建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努力争取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对全人类共同事业的责任担当。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速能源和经济的低碳转型。我们也要把长期碳中和目标纳入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当中,统筹部署,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并为保护地球生态安全作出中国的贡献。


•李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我国仍处在经济动态增长过程中,能源消费还会继续增长,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费高度依赖煤炭和化石能源,实现碳中和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体现了中国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的决心和担当,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呵护好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的最新举措。


碳中和对中国的重要性体现在,这不仅仅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更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昭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方向和目标,其核心是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走上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高质量发展。


•柴麒敏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不走老路、绿色复苏,30年实现从碳排放达峰行动到碳中和愿景,前所未有的发展转型决心,真正的大国格局、大国战略、大国担当,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提振信心:目标难度虽大但可以实现


•杨富强(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

中国要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比中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所作的承诺又提高了一步。这对各个地区、城市、行业的碳排放达峰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以前我们常说2030年左右达峰,有的城市提出的达峰年也是2030年,看样子这些目标都要修改。“十四五”期间,在煤炭和石油规划上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我国的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峰,但2019年又反弹回来,离峰值差将近两亿吨左右。因此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一定要把煤炭的消费占比控制在50%以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另外,石油的消费也应争取在2025年之前达峰。这样就能确保中国在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比我们想象的要提前很多,而且步子也很大。以前我们提碳中和的时候,总觉得难度会比较大。因为在2050年碳排放的情景下,从20亿吨很难继续再降低下来。但是如果用在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倒逼,再通过几年的努力把碳排放压到10亿吨左右,就能够实现碳中和。因为中国在植树造林,增加绿色植被,推进“绿水青山”的过程使中国的碳中和能力大大加强,这也保证了在2060年之前可以实现碳中和目标,也许可能会提前到2050年实现。总之,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胡敏(绿色创新发展中心主任,GDTP秘书处负责人)

中国宣布碳中和的目标,为疫后实现全球绿色复苏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信心和定力。这一表态在中欧峰会约一周后之后发布,体现了中欧领导人加强地区合作、共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默契和决心。事实上,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非常有雄心的目标,这需要高碳行业的快速转型,需要及早布局基础设施,需要突破性技术和大量绿色投资,更重要的是,我们期望未来5-10年内在碳市场、行业碳目标、零碳行动等各个领域更加强有力的措施,以确保尽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建言路径:加快低碳绿色转型步伐


•何建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表明,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将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2060年碳中和情景的排放路径需要在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实现2060年碳中和需要全社会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等方方面面的巨大转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转型也会为我国带来经济竞争力提高、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益。中国做出艰苦努力,能够实现自身的目标。


•马骏(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承诺,将对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在可持续领域有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该开始考虑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规划,为其他地区和机构树立榜样。


•温宗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2060年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与低碳转型的决心。为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付出极大的努力,必须提早布局,从生产、供应、消费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变革,推动工业、建筑、交通部门碳排放提早达峰,加速推动非化石能源、变革性工艺技术、碳捕集与利用在产业的研发与应用,尽快使中国完成向低碳型社会的转变。


•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体现中国坚定不移走低碳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大国担当。


同时我们也看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处在动态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继续增加能源消费,因此实现碳中和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在疫情后加快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气候投融资有助于降低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通过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工具创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绿色金融成为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引擎,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力,将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复苏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进一步推动政策协同,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绿色金融体系,继续深化国际合作,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潜力,帮助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发展和碳中和目标,与全世界一道创造更加绿色美好的未来。


•葛兴安(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深圳绿金委秘书长)

最新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极大地提振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士气和力度,对我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强了紧迫感,但也提供了充分的发展动力。发展绿色金融,特别是气候投融资,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资金保障。发展碳市场,是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机制保障。两者不可偏废,都要发展,都要强大。


•齐绍洲(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中国宣布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球宣布碳中和目标,这一目标无疑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目标导向和推动作用,令人鼓舞。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来落实。


我认为在众多政策措施和行动中,加快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步伐、用足用好碳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碳中和可以增加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增加碳市场的有效规模;碳市场反过来又可以激励企业和居民碳中和的行动。所以碳市场与碳中和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可以互相促进、良性互动。


国际碳市场和国内试点碳市场建设的经验表明,碳市场的建设不可能等所有的政策制度设计的完美无瑕后再开始交易,碳市场本身就是创新性的社会实践,必须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改革创新。中国试点碳市场的事后评估也表明,试点碳市场与试点经济增长并不矛盾,试点碳市场有效地促进了试点地区节能减排、绿色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改善,证明碳市场是有效的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可以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


政府主管部门要以历史的担当和魄力尽快启动全国碳市场的交易,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健全碳市场运行,形成真正有效的碳价格来引导企业绿色低碳研发投入和项目投资。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驱动企业去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


欧盟为了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对各种政策进行了不同的组合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碳市场是最为有效的政策。因此,欧盟实现碳中和目标非常倚重碳市场,并且要不断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逐步覆盖航空、航海、陆路交通和建筑等更多的行业,扩大拍卖比例,并把拍卖收入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资金来源以取代财政补贴。并打算对没有采取相应气候措施及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考虑实施碳边境调节措施。


•邹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为实现2030年前达峰、2060年碳中和,当下最紧迫的是要在“十四五”规划中设立更有雄心的包含碳总量目标在内的气候目标,把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降至50%以下,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应尽快制定全国和地方的达峰行动方案,及经济、技术可行的中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刘佳(上海市信息中心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30年碳达峰目标是彰显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责任和担当的重大决策部署,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上海在城市气候治理工作方面无论是提前达峰还是早日实现碳中和,都有必要探索创新的环境效益多维价值转化的路径,需要加紧构建绿色技术承载的场景和营造绿色产业植入的载体,以及加大力度对口帮扶气候投融资等,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实现全国一盘棋,协同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教授,IPCC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Lead Author)

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从目标上是划定了全球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排放上限,也是为实现2度乃至1.5度温升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世界各国就具体的减排国际合作机制始终未能达成有效共识,新冠危机爆发下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抬头使得国际合作的前景更加黯淡,中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提出比巴黎协定所承诺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无疑是“铁肩担道义”的壮举,也彰显了中国低碳转型的决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的低碳发展目标对正处于构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中国而言,挑战是巨大的。


首先是低碳发展的制度供给还不完备,尚未形成以规制性的法律和政策为基石,以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为主要工具的制度体系,全国碳市场的加速建设迫在眉睫。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的治理体系尚存在掣肘和不协调、不兼容,特别是在部门层面、区域层面、产业层面还没有形成协同有序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高效转型治理体系。


再次是政策的科学性、不同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还要加强科学研究、既要避免高碳技术的锁定效应,也要尽可能减少转型成本。特别是在能源部门市场化深化的大背景下,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全面推行的大背景下,低碳政策如何与既有的政策形成正向协同效应、而非逆向抵消效应,还需要国内政策研究领域加强研究,科学决策。最后是要大力推动低碳转型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对关键的实现碳中和的核心技术及时布局、早做谋划;同时也要将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技术创新和政策体系构建放在与减排同等的位置上来推进。


•赵黛青(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能源战略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感觉非常震撼,这段时间我们团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和广州的碳达峰时间表和路径,力争早于国家目标提前达峰。在这个节骨眼上,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出一个更新的、更宏伟、更有前瞻性,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目标,激发很多思考。


当下正值“十三五”规划期的收官之年,各地都在编制“十四五”各项规划,谋划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包括规划未来的能源供需保障和绿色发展;同时当前也是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各地都希望更多的激发经济活力。我认为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气候目标,对引领经济绿色复苏和激发创新发展动能是一个明确的指引,甚至是警示。因为如果经济复苏忽视了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使命,很可能就会放松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和碳排放等方面的重视,有走回粗放式发展道路的风险,例如在新上项目部署上减低节能减碳的门槛。


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了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区域和城市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就要在此气候目标下,长视角、高站位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科学务实地推进能源转型来支撑高质量发展。我们团队在做粤港澳大湾区的能源转型路径研究以及广州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研究,会尽快对照国家的气候治理战略部署延伸研究,盘点粤港澳大湾区的长期气候目标和当下就必须采取的举措,以扎实的思考和研究支撑地方政府的战略决策。


此外,我觉得这一新目标对我国科技创新和未来技术进步的推进作用也应该是巨大的。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一系列新能源技术、与能源领域跨界交叉的新技术都需要加快发展,将为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空间。


综合整理自: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公号、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公号、英国驻华使馆微博、世界资源研究所公号、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