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胡文娟

四年前，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人类遏制气候变暖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份全球性气候新协议将改变人类未来，它将造福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巴黎协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新的制度安排，并且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将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

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过去四年，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现实下，《巴黎协定》不仅遭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退群”，而且有权威报告指出，即使当前《巴黎协定》下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都得以实现，全球平均气温仍然可能上升3.2℃。刚刚在12月闭幕的“史上最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更是在一波三折中开始，又以争执分歧收尾。“命途多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5次缔约方会议（COP25）未能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一些关键性议题达成一致，这样的结果让其被形容为“混乱”“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愤怒”。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发挥大国引领作用？我国未来的低碳之路又该如何部署？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本刊学术委员会主席何建坤教授近期向本刊分享了他关于新形势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考。他表示，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以及紧迫性，积极做好国内经济低碳转型，协调好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气候谈判，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应对气候变化更现实，更紧迫

过去新闻报道里的气候变暖事件往往发生在遥远的天边，但在过去的2019年，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极端天气似乎到处都在发生。从南部非洲到北美，从澳大利亚、亚洲到欧洲，洪水、风暴和火灾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破坏。何建坤认为，全球不断增多、增强的极端气候事件正在加剧当前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他表示：“气候变化及其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比原来想象的要来得更快，影响的范围更广，影响的力度和深度也更剧烈。像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纽约的暴风雪…… 这些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正在不断地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全球也越来越重视气候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在全球应对气候风险意识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何建坤认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也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这份于2018年10月发布，被媒体称为对人类“最后的警告”的报告，强调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而不是2℃，这样可以避免和减少一系列气候变化影响，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更多益处。报告同时指出，要实现1.5℃的温升目标，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成本会比2℃目标要增加3到4倍；并且减排进程也将更加紧迫，即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要比2010年减少45%，到本世纪中叶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碳中和，也就是“净零排放”。何建坤介绍说，“按照当前《巴黎协定》下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下的减排路径，根本不足以实现1.5℃目标。到2030年至2052年，全球温升即将达到1.5℃，本世纪末将上升约2.7℃。”

强化1.5℃目标的呼声日益强烈

过去一年，无论是在9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还是在12月的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强化1.5℃目标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发达国家，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都在力推把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何建坤认为，COP25最主要的任务是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并激励各方强化和更新自主贡献目标。“《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现在各国提出的自主贡献尚不能支撑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当前主要的是应激励各方强化减排力度，加强当前的行动，而不应把精力放在讨论是否强化或修改《巴黎协定》所提出的长期温控目标。”

另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某些发达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自身利益优先的立场也在气候谈判中日益突出。何建坤认为，这也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一大新挑战。“有些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态度强硬，缺乏建设性、灵活性，只重视推进2050年碳中和目标而不重视当前全球合作行动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各个要素之间的平衡和有效推进，这也导致了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表示，要想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地实施，就必须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全面落实、平衡推进。“想调动全球行动起来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找到全球共同目标与各方利益的均衡点，要考虑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要求和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利益诉求，只强化自己单方意愿和诉求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