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朱琳

 

访谈人物简介

吴伟，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发起人、理事长，南开大学浙江校友会副会长，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度轮值主席。

 

Q: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  吴伟

 

推动第三次分配符合中国发展情况

Q：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国家提出第三次分配的背景是什么？它和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关系是怎样的？

A：要解释第三次分配，首先需要理解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或者说初次分配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获得报酬，例如我们的工资或者劳动报酬。第二次分配或者说再分配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税收进行调节，由国家主导，将税收投入到社会不同领域中去。

第三次分配的提出背景，首先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特别是在我们的扶贫战略取得成功后，中国人民的生活追求必然从早期的物质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品质，第三次分配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面向未来15年发展提出的一个大的政策方向。它强调的是通过公益捐赠来作出进一步的资源调节，通过加大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对当前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优化，让富裕一方的财富、人力、知识等资源不断向相对欠发达地区流动。

其次是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要对国民素养、公益文化进行整体提升的阶段。在发达国家，70%~80%的公益捐赠来自民间公众，在中国则相反，大部分来自企业捐赠。尽管近年来民间捐赠在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从总量上来讲，体量差距还是很大。所以党和国家提出第三次分配，是要让良善的种子在大家的心中萌发，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认识到自身对于社会的价值和责任并多元化地投身其中，有技术出技术、有时间出时间、有资金出资金。

这里我们需要去注意一点，就是第三次分配强调的是“自觉自愿地参与”，它不是一个要强行推进、强行分派任务的事情，相反，它是一个渐进式过程，更多倡导的是一种基于物质基础的文化精神、文化素养，它要求整个社会在政府倡导下，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家、高净值收入人群、广大公众共同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各种相应活动为第三次分配注入内容和活力。当我们的素养通过传承和实践到达了一定阶段，尤其是通过持续教育建立起青年一代的公益初心，社会的发展才会有质的变化。

这三次分配层层递进，相互关联。一方面，经济会促进精神文明层面的发展，公益慈善的进步本身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进步。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GDP不断得到提升的同时，公益慈善领域也表现出了增长态势。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社会组织89.4万个，各类从业者超过1000万人，全国依法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也从2016年的629个上升到2020底的9480个，这是第三次分配被提到战略高度上的基础，符合中国发展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补充，但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很机械地将第三次分配排在二者之后。民间自发的捐赠行为自古有之，第三次分配可以随时发挥其促进社会资源自主循环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Q：当前阶段，除了第三次分配，我国也在强调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关键词。您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次分配如何去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A：共同富裕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目标。物质富裕无疑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从收入架构来看，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收入模型，低收入人群相对较多，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相对较少，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我们就要缩小低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先富带后富，逐步、阶段性地一起富起来，推动整个收入模型转向椭圆形。除物质之外，共同富裕也应该包含精神层面的富裕。人有钱但精神贫瘠，他的生活就是空虚的，只有人既物质富裕又精神富裕，才能是朝气蓬勃的，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良好开端和关键路径，它同样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在物质方面，我国在达成扶贫目标后，核心要解决的仍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乡村老百姓的收入问题，要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所以下一阶段首先是要在乡村产业方面进行大量工作。比如现在很多乡村已有了种植社、合作社，接下来他们需要更多平台帮助扩大销售，带动乡村的产业经济，为共同富裕打下基础。其次要解决的是整个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美丽乡村建设，这是一种硬件环境的改善。在精神方面，则是要在乡村发展中叠加和融入美学元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很多乡村相比发达国家，仍然是缺少规划和统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缺少良好的乡村美学教育体系，增强美学和艺术熏陶也是乡村振兴非常需要重视的方向。

近年来，社会组织和公益基金会在乡村振兴这方面做过很多探索。例如，在基础建设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不少贫困地区援建了包括道路、乡村卫生室、村民活动中心、产业基地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乡村百姓福祉；在乡村教育方面，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精准扶贫项目促进整个云南怒江州的幼儿入园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85%目标，通过阻断代际贫困巩固扶贫成果；在乡村产业方面，微笑明天基金会的新农专项基金主要在云贵川的县乡地区进行新农人才培养，帮助当地乡村发展产业经济等等。这些都是以第三次分配的形式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案例。

第三次分配为公益领域带来全新机遇

Q：您是资深公益人，在您看来，第三次分配对我国的公益领域来说有哪些机遇？现阶段还有哪些挑战？

A：每一次大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出台，比如前几年的东西部协作扶贫、扶贫战略等，都给宏观环境带来了优化。如今国家对第三次分配的推动对公益领域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助推器，其一是促进公益领域专业化和效率的提升，比如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就在全国范围内催生了一批非常专业和高效率的公益项目和组织；其二是激发社会组织的创造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内涵广泛，意味着人们在设计公益项目、产品的时候要更加注重多元的，特别是人文方面、精神帮扶的元素；其三是增强公益项目链接资源的广泛性，以前很多公益项目相对更加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端资源，未来在第三次分配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会成为公益项目链接资源的方向；其四是促进公益领域的透明度，第三次分配鼓励全社会的参与，公益事业是构建在社会信任、公众信任、政府信任的基础上的，全社会对公益领域的监督意识和参与意识会成正比，这会推动公益领域变得更加治理科学、公开透明。

未来，公益领域要抓住乡村和社区这两个关系到我国社会治理层面的重要场景，不断修炼内功，一方面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做好相应的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结构建设，一方面实现服务的精细化，尤其是在物质帮扶的基础上加强精神帮扶的元素。此外，还要让自己的信息来源变得更加多样化，跳出单一的资源依赖模式，迎接机遇的到来。

关于推动第三次分配落实的挑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筹款依然比较难，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很多基层公益项目经费来源单一，资源渠道和信息平台也匮乏，向上延伸的能力比较有限；第二是缺少专业人才，部分基层团队的专业性不足，团队领军人物如秘书长和理事长的专业性和多元性也都比较欠缺，很多人是依靠热情做事，链接资源能力、财务决策能力、法务能力都亟待培养；第三是服务项目同质化严重、囿于传统形式，需要进一步的提炼和创造，这也是资源链接不足造成的一种结果。

这三个痛点在县域一级里表现的尤其明显。县域和乡村只有一步之遥，是推进乡村发展、落实乡村振兴的前线，而且县域级项目或组织很多都有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在民生方面能够推动很多工作在乡村的落地生根。所以对于县域级组织，社会资源的上游汇集者尤其应该向他们提供帮助，促进他们数量增长，提升他们执行项目的能力和专业性，加强联合和融合，携手推进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相关的项目。这两年在抗击疫情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单一的援助无论来自大基金会还是企业都可能会做得很辛苦，微观层面有时候甚至执行不下去。这时候只有进行县域层面的合作，才能真正高效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很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都可以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去实现。所以，加强和丰富与县域的合作空间对于促进第三次分配、乡村振兴乃至共同富裕都是一个关键的步骤。

政府与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角色

Q：您觉得政府角度可以用哪些方式来推动您说到的这些痛点的解决？

A：在促进第三次分配上，政府最关键角色是顶层设计的制定者，其次就是要提供更多的帮助，特别是帮助县域组织去链接更多的资源。创造力需要多元、跨界的碰撞，政府可以把学界、企业、公众等各个层面的力量融入到完整的公益事业框架之下，引来活水，引导他们做出更多个性化的设计。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以浙江省为例，各级民政部门采用了很多方式来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组织能力。在促进沟通和思想碰撞方面，该地区组织了很多优质论坛，包括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的西湖论善论坛，杭州市民政局和杭州市慈善总会主办的钱塘善潮论坛等都已经持续数年。这些论坛由政府牵头，对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和未来发展、构建有效的慈善合作网络具有很大价值。在对公益领域的培育方面，浙江省也打造了很多慈善基地，在各地发展特色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和协调各类公益需求方通过基地平台进行精准对接，从而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加强对公益领域的培训力度方面，浙江省也一直在鼓励公益组织去跨省域参加各类高质量培训，提升基层公益工作者的眼界和专业能力，实现对人才的赋能。我相信这些工作做扎实后，再经过三到五年的时间积累，中国会出现更多优秀人才，第三次分配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Q：很多企业也一直在为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您觉得企业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有什么意义？都有哪些比较好的参与方式？

A：在第三次分配的背景下，企业是我们要去撬动的一个重要杠杆。我个人认为企业参与的模式有三个层级。其一是政策倡导型，即企业没有单独组建专业队伍，是在国家倡导下去响应呼吁，进行大量捐赠。也有些企业会更加关注企业公益文化这个板块，通过派遣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公益实践中，培养企业员工的公益心和奉献精神，这对很多企业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发展的方式。其二是去做一些和企业业务板块有关联的公益项目。例如腾讯公司通过与专业公司合作，将腾讯会议软件所使用到的降噪技术、AI技术应用到人工耳蜗的产品制造当中，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大大改善听障人士的听觉体验；浙江的正泰集团自身业务中有一个能源领域板块，所以联合各方发起“中国零碳乡村”项目，在促进乡村减排的同时为乡村增收创收、提供就业岗位。这些企业往往也建立起了专业的公益团队，成立了企业基金会。其三是基金会跳出企业自身业务范围，成为独立运作的资助型平台，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慈善基金会，都是着重于对公益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赋能、致力于构建健康的公益生态、推动公益慈善文化的发展等等。

此外，自《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慈善信托也成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企业参与方式，这是一种将慈善行为和金融手段相互融合创新的模式，可以为公益慈善活动提供内生动能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是慈善组织、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渠道，也是第三次分配实现突破的最具潜力的途径之一。截至2021年8月，我国已设立了超过600单慈善信托，总规模达34.87亿元，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通过结合自身特色，企业可以对第三次分配做出非常多元的贡献。在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公益组织、公众的大量联动下，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适合不同行业、不同体量企业的具有创造性的参与方式涌现出来，共同实现对乡村建设、公益生态和社会发展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