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松

编者按：11月23日下午，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全省最后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贵州全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贫困是困扰人类的千年难题，中国今日取得的、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减贫成就，离不开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接力跑。那么，在扶贫、减贫、反贫困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本刊特约本篇万字长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学者，分别是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V.Banerjee）、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和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们的获奖理由是，“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三位学者中前两位是一对夫妻，2003年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基于科学依据制定扶贫政策，从而减少贫困人口。他们采取“随机对照实验”（即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以对照效果的不同）的方式，在40多个国家实施了数百个实验项目，对贫困群体的生活以及各种反贫困措施进行长期深入观察。这种对真理的探索精神以及努力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奉献精神让世人钦佩，他们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捧，引发广泛的关注。

《贫穷的本质》用九章篇幅，聚焦贫困人口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九个方面探讨穷人的生存、选择和突围，以及援助、制度对穷人的意义。作者通过对穷人日常生活、教育健康、消费创业等方面的行为和心理透视，详细分析了穷人生活的各方面情况和造成贫穷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而不是“我们怎样摆脱贫穷？”这或许是因为，从世界范围看，深刻地揭露穷人为何限于困顿、意图消除贫困的理论政策在现实中会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障碍是相对容易的，而打破这一切则充满未知。因此，作者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自信地指导人们该如何做，而是通过清晰的数据模型、有力的实证实验，揭示贫困的根源，探讨如何改善穷人的生活、穷人如何才能逃离“贫穷陷阱”，以及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消除贫困的政策措施。

与“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基调相左（当然，《贫穷的本质》也并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贫困不可消除），中国共产党在2015年宣布，要在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并在此后一再重申强调，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没有任何退路、任何弹性，必须全面实现，必须如期实现。而更早在1992年，一本收录了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有关讲话和文章的书籍首次出版，书名就叫《摆脱贫困》。时至今日，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国际性组织能够否认中国反贫困斗争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急剧缩减，每年减贫规模在千万人以上。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最后一批9个挂牌督战县成功实现脱贫摘帽，打赢脱贫攻坚战从一句豪迈的誓言，即将成为伟大的现实。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果说《贫穷的本质》鞭辟入里地分析和揭露了贫困的成因、本源，并且取得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同，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则一定做对了很多的事情。

一、贫困确像顽疾一样难以根治

贫困是困扰着人类发展的重大难题，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自人类产生之日起，贫困问题就始终如影随形，存在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家之中。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论述贫困问题的文字记载，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人发出质问:“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诗经·豳风》）意思是我国北方豳地（今陕西旬邑西南）到了冬天，寒风凛冽，可是农奴还没有衣服穿，怎么能度过寒气逼人的严冬!著名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以及“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诗经·魏风》）等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不劳而食、横征暴敛的剥削者深切的控诉。他们更进一步向往美好的世界，“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愿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历代以来，反映贫困问题的文章诗书比比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对贫富差距悬殊最真实的写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过春风十里，竟荞麦青青”是对战乱浩劫生动的描述。古代政治家也很早就认识到治理贫困的极端重要性，公元前6世纪，管仲就提出了“富民”的政治主张，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然而，千百年来，贫困问题始终如同人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难以根除，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冲击着社会秩序，成为许多王朝动荡乃至颠覆的重要因素。

大规模的贫困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不少答案。比如，社会生产力低下，造成生活基本物资的匮乏；战争对社会生产产生严重破坏；阶级分化并严重对立，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压榨剥削，分配不公，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人口膨胀导致竞争加剧、物资匮乏；国家治理失败，无法组织有效的社会生产；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突发大范围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产生极大的破坏；社会群体所居住的自然环境恶劣、资源不足；部分群体发展水平缓慢，无法适应、跟不上时代发展节奏；社会经济遭遇重大危机，经济崩溃导致公众财富急剧萎缩……基于历史常识、生活经验以及知识的积累，每个人都可以总结出很多社会贫困的原因。

然而，贫困问题事实上比我们所能认知的要复杂得多。当今世界的物质产出足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正如《贫穷的本质》所言，“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个人都吃饱饭。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 。然而仍然有大量的人群处于难以维持生计、需要为食物和衣物而发愁的窘迫境地。联合国在2015年把“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确定为2030可持续发展17项目标的第一位。在此之前，世界反贫困的进程是令人振奋的。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0%。然而自此之后，全球减贫的脚步慢了下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使得过去几十年来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面临倒退风险。研究指出，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使5亿人陷入贫困，这将是自1990年以来贫困人口首次增加。我们更看到，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样存在大量衣食无着的民众。一些长期接受大量帮扶援助的地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再具体到某个贫民区、某个贫困家庭乃至某个穷人，我们更可以看到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表象、不同的原因。正所谓贫有千样、困有百种，“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还看到，一些穷人似乎并不珍惜外界珍贵的馈赠。比如，在扶贫工作中，出现一些贫困户将本用于繁殖养育扩大生产规模的种鸡种鸭种羊变成了满足口腹之欲的珍馐美味。还有一些人会用别人的捐赠或者政府补贴资金购买较为高档而不是以实用性为主要考虑的电器、手机、品牌服装等等。而最让人感觉难过的，是大量的穷人明明非常努力地工作，却仍然在贫困的泥淖里辗转挣扎、不可自拔；以及，贫困往往像遗传性疾病一样，从上一代延续到下一代。人们不禁要问：除了显而易见的社会因素，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致贫因素？我们又该如何摆脱这样的境遇？

《贫穷的本质》将目光投向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每天依靠不到1美元生活），通过大量的观察，分析得出了多方面的归因：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容易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不清楚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不明白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该使用多少化肥，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容易感染上艾滋病，也不知道政治家们每天都在做什么。他们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这些决定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你越富有，越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越贫穷，越难以正确抉择。穷人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决定的回报往往在“遥远”的未来，而它们需要人们当下就有一定的付出，这样的付出需要当下就占用穷人本身不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手头仅有的一点积蓄需要用在更为紧迫的地方。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很多地方，穷人存款所得的利息是负利息，但贷款的利息却很高。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为了控制贷款的风险，更倾向于贷款给风险可控的人群，而穷人往往不在此列。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市场尚未健全，尽管医疗问题给穷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任何形式的正式保险在穷人当中都很少见，医疗险、坏天气险，还有牲畜死亡险等，这些都是富裕国家农民生活中的标准保险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多多少少是欠缺的。

第四，贫穷往往是由于制定政策时出现的错误造成的，包括无知、意识形态和惯性。如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设计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贫穷的本质》中例举，乌干达政府给每个学生提供包括维修教室、购买课本以及学生学习期间产生的费用，教师的工资甚至直接被计划在政府预算之内。然后，由于缺乏监管，1996年调查发现，学校只拿到了实际援助资金的13%，有一半多的学校甚至没有拿到这笔资金。《贫穷的本质》认为，许多错误的政策往往出自于错误的意识形态（即对政策的认识），而这种意识形态出自于对各种条件的无知，即罔顾客观条件，最后，大多因惯性而反映在政策文件中。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句话听起来略有些绕口，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意思：人们对他人（主要指穷人）以及对于自身的观念、认知、看法，往往会成为看法对象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最终成为现实的结果。比如说，孩子们放弃上学是因为，老师（有时是父母）认为他/她不够聪明；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护士不上班是因为没有人对她们在岗位上抱有期望（以上均为《贫穷的本质》中在贫困地区的观察实例）。

这些因素，使得穷人往往陷入“贫穷陷阱”当中，即陷入难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并且，使得穷人的思维、行为呈现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方面。《贫穷的本质》中关于穷人与食品的观察和论述非常精辟，它发现，当穷人有一点多余的钱可以多买一点食物的时候，他们并不注重用多余的钱换取更多能量，相反，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价格更高的食品。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并且，发展中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些使得，很多穷人往往显得更不理性、更没计划、更懒惰、更肤浅。在教育、健康、医疗、生育、择业、做生意一系列的“陷阱”中，数以亿计的穷人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窘境当中。穷人当然也不乏应有的快乐，然而，社会整体幸福指数的上升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却有赖于穷人数量的大幅度减少，或者说，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

二、中国反贫困斗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

与《贫穷的本质》关注对象一致，我国的反贫困斗争的目标群体也是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广大农村中处于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们（以2011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不变价为识别标准）。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厚重深远，这一伟大胜利的历程可歌可泣，我们更要探寻，中国是如何打破一个又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贫穷陷阱”？如何找到通往正确道路的金钥匙？这些反贫困斗争的成功密码，最是值得我们珍惜。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胜利。中国脱贫攻坚战能够打赢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建立一个没有贫穷的大同世界，是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在秦汉之际或汉初人们便提出的“大同”理想。然而，使全体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小康生活，在“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只能是美好幻想，在半殖民地社会更只能是镜花水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消除贫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使命。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其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稳定之锚、航行之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形成上下齐心、“五级书记抓扶贫”的组织格局，使脱贫攻坚始终具备强有力的组织推动力和政策执行力。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执政环境，才能最广泛地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才能最大限度消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异，使脱贫攻坚始终沿着既定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正如《贫穷的本质》中所言，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者失败的首要推动力。但事实上，《贫穷的本质》全书并没有探究过不同制度国家如何开展大规模的反贫运动以及各自成效如何。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中国的扶贫道路蕴藏着丰富的制度内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家底，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经济基础。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从顶层设计、整体层面统筹推进，又分门别类制定各专项扶贫行动以及针对不同群体的帮扶计划，再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地方政绩考核、干部使用、签订责任书、督查巡查等等）确保落实落地。脱贫攻坚还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进行大规模动员调度的突出特点。纵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能够调动这么多力量到贫困县、贫困村开展扶贫工作。以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为例，它们定点扶贫24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西藏、青海对口支援37个县，在全国结对12000多个各类帮扶点，2012—2019年以来累计投入和引进无偿帮扶资金（包括现金捐赠、项目捐建、物资折款）490多亿元，派出各类扶贫干部3.7万名。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企业，投入这么多资源直接用于帮助一个个乡村发展，帮助一户户群众脱贫，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贫穷的本质》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一种制度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它必须要符合当地的特色，因此，任何照搬式的制度都是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8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足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是精准施策的胜利。《贫穷的本质》中用大量实例证明，正确地制定和实施政策是取得实效的不二法门。没有合理的政策，大量的投入就有可能打水漂。中国的脱贫攻坚能够取得重大成效，正是在于坚持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中国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显著特征，要求达到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首先，在扶贫对象上不搞“大水漫灌”“手榴弹炸跳蚤”，而是通过大范围普查，把每一个贫困户、贫困群众建档立卡，改变了过去底数不清的情况，使扶贫工作有了准确的聚焦对象。在扶贫标准上始终坚持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要目标，始终强调“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能虚假脱贫、降低标准、影响成色”。其次，明确了扶贫工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有关业务牵头部门等各方面的工作职责，“谁来做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始终是清晰的。再次，提出“五个一批”的扶贫路径，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最后，制定严格的贫困县“摘帽”、贫困村和贫困户退出标准并严格执行。精准扶贫方略解决了“扶持谁” “谁来扶” “怎么扶”以及“如何退”的问题，形成了扶贫工作的完整闭环，确保了宝贵的扶贫资源有的放矢，避免滥用和无效投放。

这是全方位的胜利。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功是肉眼可见的胜利。脱贫攻坚的目标——使贫困群众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给予了一个家庭摆脱贫困最基本的支撑。“两不愁”指的是不愁吃、不愁穿，这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基本尊严。“三保障”指的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家庭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国的脱贫攻坚仅仅如此吗？（当然达成这样的目标也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答案是否定的。脱贫攻坚的战果远远超越了这一目标，它给中国农村、贫困群众带来的改变是巨大、广泛而深远的。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2013-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增幅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贫困人口脱贫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退耕还林、生态扶贫等政策的实施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这就是中国脱贫攻坚另一个成功秘诀，即通过基本保障以及全方位的条件改善、要素注入，使扶贫工作取得了多层次的成果。

这是长期斗争的胜利。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就，固然是近年来攻坚战斗的胜利果实，同时也是多年来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铸就的丰碑。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断地探索摆脱贫困状态的正确道路，扶贫是贯穿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的扶贫工作，主要是救济式扶贫。政府扶贫主要是把救济物资或财政补贴直接分给贫困农户，助其渡过难关。1982年中国开始实施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扶贫工程，首开区域性扶贫的先河。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划定沂蒙山区等18个贫困区，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标志着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战略正式形成。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199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7年左右时间让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当年贫困标准下）实现温饱。200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制定并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新的扶贫目标，即“两不愁、三保障”。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实施，再次明确这一目标，而且提出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还要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不仅要满足扶贫对象的生存需要，还要满足其部分发展需要。2016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直至今日。这就是中国脱贫攻坚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又一个秘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始终是不断延续的，同时更是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的。

这是贫困群体自身的胜利。《贫穷的本质》中例举了很多观察实例，大量接受援助的穷人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他们把宝贵的援助变成了短期享受，或者用于了错误的地方。事实证明，如果贫困群体本身不能改变一些错误的观念，不能抓住援助政策的红利，如果贫困地区不能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那么长期来看，摆脱贫困还是不行的。中国的脱贫攻坚中特别注重这一点，这也正是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党和政府要大包大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搞平均主义，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1984年《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就提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按照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靠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中国的扶贫工作中特别注重思想引导、教育扶贫、技能扶贫、就业扶贫等工作，尽最大努力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自食其力。中国的扶贫工作没有搞成“福利陷阱”，更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等贵贱均贫富”。绝大多数贫困群众是通过生产劳动过上了更有尊严更有前途的生活，加快缩小了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生活的距离，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贫困这一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方式，帮助大量穷人走出了《贫穷的本质》中指出的种种困境，贫困群众获得了发展的必要资源、机遇和市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十分勤奋的民族，懒惰、不劳而获有悖于主流且为人鄙视，当贫困群众建立了发展的信心并且为之奋斗，更好的生活没有理由不到来。

三、新生活新奋斗永远在路上

当脱贫攻坚战打赢之后，贫困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只要是正常思维的人，显然都不会如此乐观。

贫困标准的提高，又会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就是以现有标准认定的贫困人口，还有一部分存在明显的返贫风险。一些贫困地区尚未形成自我循环发展的内生动能，一些贫困群众尚未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更没有转变为“我能脱贫”，而仅仅是在扶贫政策的红利下脱离了生存温饱就医住房方面最糟糕的窘境。另外，我们谈到的扶贫工作，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而言的，而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同样有数量不低的穷人。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巨型国家，贫困治理远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有的问题是长期性的，攻坚期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大家都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民众的生产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民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从一定的水准高度向下跌落，则更容易触发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无论是从目前的工作情况来看，还是从对未来的展望来看，“脱贫攻坚”是阶段性战役，“扶贫帮困”则必定是长期性任务。

对此，中国共产党看得很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3月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能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对于下一个阶段减贫工作如何开展，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进行了这样的勾勒：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可以看到，在贫困治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政治清醒和长远眼光。在下一阶段，中国将继承和发扬现有的优势做法，包括划定帮扶范围，确定帮扶工作重点，继续通过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投入帮扶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等等。我们完全有信心期待，中国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固基石上，在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能够克服更多的贫困堡垒，把国民福祉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直至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脱贫攻坚已经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还将为其他欠发达国家、有志于消除贫困的各国政治家、专家学者提供更精彩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