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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自然受益的未来:三大系统转型的中国机遇与路径

发布时间:2022-06-23来源:作者:

文|王倩  刘现荣  贺倩  王影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报告重申:气候变化形势紧迫,急需加快应对。世界经济论坛(WEF)《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进一步将“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崩溃”列为未来十年最严重的三大风险。面对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愈发形势严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的现状,人类必须化危机为转机。

新自然经济系列报告的诞生

过去70年,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力水平和人类福祉的空前提高,同时也给自然系统带来了深远影响——大自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近100万种物种因人类活动而面临灭绝。人类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其与自然的关系,遏制和扭转自然界令人震惊的退化,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全球数万亿美元经济损失的风险。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的崩溃是人类未来十年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为增进商业世界理解其采取相关措施的价值,世界经济论坛希望通过发布以“新自然经济”(New Nature Economy)为主题的研究报告,为保护自然、展示解决方案和支持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经济和商业案例。

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新自然经济系列首份报告《自然风险上升:治理自然危机,维护商业与经济》(Nature Risk Rising:Why the Crisis Engulfing Nature Matters for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解释了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对企业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必须将它们紧急纳入风险管理战略的主流,为什么优先考虑保护自然风险至关重要。报告显示,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创造(占全球 GDP 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及其服务,因此面临来自自然灾害的风险。报告指出,如果企业和经济行为者能够紧急响应,保护和恢复自然,并开始定期识别、评估、减轻和披露与自然有关的风险,避免潜在的严重后果,那么,自然、气候、人类和经济就有可能实现三赢。

2020年7月发布的新自然经济系列第二份报告《自然与商业之未来》(The Future of Nature and Business),从务实的角度提出了向自然受益型经济发展需要哪些转变,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业行动框架来领导这一转型进程,实现自然受益型经济。报告阐述了粮食、土地和海洋利用,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以及能源和提取物三个系统中的十五项转型如何形成促进自然转型的行动蓝图。到 2030年,这些转型每年可产生高达10.1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并创造3.95亿个工作岗位。

新自然经济视角下的中国商业与自然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引领全球新绿色经济转型的独特机遇,正因如此,世界经济论坛与责扬天下(GoldenBee)合作编写了新自然经济系列的第三份报告《中国迈向自然受益型经济的机遇》(Seiz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s a Nature-positive Economy)(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于2022年1月17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正式发布。

《报告》总结梳理了中国不同行业在生态与经济领域的共进发展,研究探讨了中国企业及商业迈向自然受益型经济面临的风险、机遇及转型路径,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向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的原因和方案。首先,转型的核心原因是中国面临自然损失及由此带来的商业风险。目前,中国自然生态系统面临严峻风险,而自然损失则会给中国经济和商业带来重大风险。面对自然损失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中国已经采取了多方行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根据已有研究结果,中国如果仅围绕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行动还不足以应对危机和挑战,更重要的是推动实现碳中和与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其次,转型的核心方案是中国三大经济系统转向自然受益型发展。需要转型的三大经济系统主要指与自然损失相关性最高的食物、土地和海洋利用系统,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系统,能源和开采系统。根据第二份报告所拆解的三大系统中的十五项转型,第三份报告在分析了实现转型的措施、中国已有的实践案例和转型的现状、挑战和未来方向后,提出了推动中国走上碳中和、自然受益型发展道路的重要驱动力。

新自然经济中国报告的核心发现

核心发现一:中国GDP总量的65%和未来社会发展均因自然损失而面临威胁。

以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保持1%的增长速度计,到203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超过70%。中国占全球能源最终消费量已经超过20%,未来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提升。随着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如果按照传统工业化道路“三高一低”( 即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和低效益)的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发展,继续追求资源密集型和浪费型的消费模式,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自然损失和气候变化将迎来不可逆转的拐点。

《报告》采用第二份新自然经济报告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中国GDP总量的65%和未来社会发展因自然损失而面临威胁。这个数字高于世界经济论坛针对全球和亚洲范围的评估结果——全球GDP总量的一半依赖于自然及其提供的服务,而亚洲地区则为63%。其中,农业、食品和饮料,供应链和运输,能源和公共事业三大行业因为自然损失而面临最大的风险。自然损失将为企业带来诸如监管与合规风险、消费者与投资者压力,甚至造成公共卫生、贸易关系和资源安全等社会问题,进而对企业平稳经营带来新一轮冲击。

核心发现二:中国拥有引领碳中和及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的独特机遇,应对气候变化和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需协同推进。

《报告》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政府出台和实施的多项恢复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政策,如《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正在更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等,同时明确了要协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目标,推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进一步深化生态补偿制度改革和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这些相互交织的危机,中国提出并践行了“生态文明”理念,宣示了雄心勃勃的“双碳”目标,也正在更新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有望率先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与生物多样性目标融合起来,将自然资本转化为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实现向碳中和、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

核心发现三:实现碳中和及自然受益型经济发展,三大关键社会经济系统亟待转型。

经过评估测算,与自然损失相关性最高的三大经济系统,既对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也因自然损失承担重大风险。《报告》为中国企业转向自然受益型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三大系统下的十五项优先转型将助力企业识别并把握其带来的商业机会。到2030年,这些转型有望在中国创造1.9万亿美元的新增商业价值和88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占全球自然受益型转型新增商业机会(10万亿美元)的19%和新增就业机会(3.95亿)的22%。若抓住这些转型机遇,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的引领者。

中国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和农业用地扩张,这个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问题和土地退化问题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7%,中低产耕地大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2/3。与此同时,中国的食品供应链效率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供应链中的食物损失和浪费量占供食用的食物总生产量的27%。中国如能加快生态系统恢复并避免陆地和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发展稳产高产的再生农业,管护健康、高产的海洋,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方式,以及建立透明、可持续的供应链,那么,到2030年将有望在中国创造约5650亿美元的新增商业机会和约34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中国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粗放的城镇发展也使城镇及周边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趋严重,对城镇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加快建设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也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破坏甚至摧毁脆弱的生态系统。因此,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系统亟需转向自然受益型。中国如能创建紧凑型建成环境,实施自然受益型建成环境规划设计,发展自然受益型市政公用设施,将自然作为基础设施,发展自然受益型交通基础设施,那么,到2030年将有望在中国创造约5900亿美元的新增商业价值和约3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19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占世界增长量的3/4,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大力发展新能源,但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设备的部署可能会使动物栖息地被侵占、分割、污染和干扰。例如,对新能源储电设备需求的增长可能导致某些金属的需求量显著增加,从而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土地用途改变。为了遏制能源和开采系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需要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减少开采新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改善资源开采的方式,尽最大努力降低开采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中国如能发展节约和循环型生产模式,开展自然受益型矿产资源开采,打造可持续的材料供应链,推进自然受益型能源转型,那么,到2030年将有望在中国创造约7400亿美元的新增商业价值和约2300个新增就业岗位。

核心发现四:推动中国走上碳中和、自然受益型发展道路需四部引擎。

应对气候变化、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进入关键的十年,《报告》分析提出了共同迈向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之路所需的四部引擎。

政府和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入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加强国际间合作。中国政府已经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做出了慷慨承诺,将提供2.33亿美元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此外,应通过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做出相关自主承诺,增加对绿色转型的投资等方式来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合作,提高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从而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性转型。

在构建“1+N”政策体系以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应重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相关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加以推广;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纳入国家和地方核算与考核体系,并提出支持性财政政策和激励机制来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最后,需要加强信息透明度和问责制,以确保企业主动披露与自然损失有关的金融风险,并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相关考量纳入其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

鼓励企业利用在创新技术和制造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加快向自然受益型的发展模式转型。比如,将物联网、大数据、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应用5G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运用3D打印技术和建筑数字模型减少建筑废弃物;通过利用政府数据和社会公共数据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

在2030年之前,每年需要5350亿美元的投资才能实现三大系统蕴含的全部商机。尽管资金需求巨大,但其规模仅相当于中国六大国有银行截至2020年末的绿色信贷规模——约8841亿美元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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