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晶   付延   梁昱   何霄嘉

编者按：

2021年10月26日，在全球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曾有过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以下简称《斯特恩报告》）发布15周年之际，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联合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olas Stern）对媒体表示，未来20或30年内世界各国为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努力将导致全球经济在和平时期最大和最根本的转型。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领域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斯特恩报告》的问世让斯特恩获得了“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的美誉。该研究报告为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和丰富气候变化经济学内涵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斯特恩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一直关注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文以斯特恩的学术成就为主线，多角度梳理了他在推动研究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相互关系以及应对策略方面做出的贡献，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

 

从经济学到气候变化经济学

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 Stern)是英国著名的气候变化研究专家，先后获得剑桥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和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行长特别顾问、英国政府经济局局长、英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

1971年，斯特恩获得牛津大学纳菲尔德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起，他担任华威大学教授，1986年又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约翰•希克斯讲席经济学教授。1994-1999年，斯特恩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行长特别顾问，2000-200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分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斯特恩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战略、税收理论、公共政策等方面。他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也使他具备了全球视野。

2005-2007年，斯特恩担任英国政府经济局局长，并兼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学顾问。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开始审视气候变化和经济学的内在关系，持续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对印度、中国、非洲等地进行研究。2015年起担任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中心联席主席，2017年成为上议院议员，2021年3月开始与克拉拉•弗斯（Clara Furse）女士共同领导由英国首相亲自宣布成立的英国自愿碳市场工作组。

随着斯特恩的主要工作由经济学转变为气候变化与经济学相结合，他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2005年，受英国政府和时任首相布莱尔的委托，斯特恩领导财政部首席财务官、投行高管、气候变化经济学家、气候变化政策制定部门成员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发表了著名的《斯特恩报告》。自《斯特恩报告》发表后，随着斯特恩本人的全球影响力大增，他的研究领域也更加广泛，其他的主要研究著作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制的全球发展》《地球安全愿景：治理气候变化，创造繁荣进步新时代》《尚待何时？应对气候变化的逻辑、紧迫性和前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变革之声》等。

2009年，斯特恩在世界银行官网上发表了题为《低碳增长：克服世界贫困的唯一可持续方法》的文章，他认为21世纪的三大挑战是：如何战胜贫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如何抵御经济衰退。向低碳发展的过渡可以为当下带来新的工作岗位和经济增长，提升能源效率有助于提高收入，低碳技术可以开辟新的增长点和就业机会，甚至可以帮助最贫穷的国家直接跨越传统能源利用模式——避免建立大型电网的一些成本。更智能的电网既能提高能源效率，又能实现新技术应用，同时降低输电成本。新能源可能帮助一些最贫穷但资源禀赋良好的国家拥有低碳发展的比较优势。

2016年，斯特恩在《独立报》发表评论——《签署 < 巴黎协定>是全球增长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他谈到，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也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经济机会。那些能够适当激励和支持低碳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将最有可能振兴经济、促进创新和提升自身竞争力。

2015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篇报道——《一个90万亿美元的问题》中引述了斯特恩对于低碳发展的观点:未来15年全球预计在城市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和能源方面的投资额高达90万亿美元。随着经济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快速城市化和交通以及能源使用的变化，我们需要确保明智地使用这些资金，低碳发展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投资于更具可持续性和气候智能的基础设施，我们将收到非常可观的回报。

2019年，斯特恩发表在《新闻周刊》的一篇评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为我们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机遇》中谈到，最新证据表明，各国政府有一个重要的机会推动经济发展并减少排放——在紧凑、连通和清洁的城市进行投资。文章肯定了中国的努力和效果：截至2017年，中国的电动小型汽车存量占全球40%、电动巴士存量占全球99%。中国对电动汽车产业的部署使其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2020年，斯特恩与其他4位学者共同发表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的一篇文章——《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复苏方案会加速或延缓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吗？》论述了五个在经济和气候影响指标上均具潜力的政策方向：清洁的物理基础设施、建筑效率改造、教育和培训投资、自然资本投资以及清洁技术研发。

2021年1月，斯特恩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评论，指出拜登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举动增强了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信心，他认为拜登已将气候行动和可持续性基础设施置于疫情恢复、投资和重建战略的核心，美国政府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

由于斯特恩在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于2004年获得英国爵士荣誉，2007年被英国上议院授予终身勋爵称号。他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成就卓越，2009年获得“蓝色星球奖”，2010年获得“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和“列昂蒂夫奖”，2015年获得“熊彼特奖”。

《斯特恩报告》的影响和作用

2005年，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利用担任欧盟和G8双重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主办了鹰谷“G8+5”峰会，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重要的会议议程，显示了英国不仅要在欧盟内部担当领导者，而且希望在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地位，迫切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对全球温升2℃上限进行全面的阐释，论证全球参与并立即采取减排行动的紧迫性，为推进后续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做准备。时任英国政府经济局局长的斯特恩接到了这个任务，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并发布了《斯特恩报告》。

这份长达700页的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财政、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斯特恩报告》内容包括：中长期视角下低碳化的全球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时间表以及对政策和机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同路径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力；英国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具体行动的经验教训。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在《斯特恩报告》面向全球征求意见期间，斯特恩和其团队成员访问了欧盟委员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墨西哥、挪威、俄罗斯、南非和美国等多国及相关机构。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参与了报告中关于中国的研究工作。2006年10月30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12）举行期间，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斯特恩报告》。

《斯特恩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六个方面：1.气候变化可能对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2.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有力行动，仍然有时间避免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3.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无所作为，与现在采取行动以避免未来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相比，前者的经济成本可能是后者的20倍，拖延是非常危险的；4.所有国家都需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而这并不会限制各国对发展的渴望；5.减排路径是丰富的，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深思熟虑的政策以激励各方的参与；6.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国际社会共同认可一个长期目标并在行动框架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做出反应，忽视这一点将最终破坏经济增长。

“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到下个世纪初，全球可能因为气候变暖而损失5％－20％的GDP。”《斯特恩报告》中的这个核心推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讨论。

《斯特恩报告》的支持者认为，该报告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造成的损失远远低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经济和人类福利损失，这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自然》《名利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均表达了赞赏。肯尼思•阿罗（K.J.Arrow）、罗伯特•索洛（R.M.Solow）、詹姆斯•米尔里斯（James Mirrlees）、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斯特恩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斯特恩报告》对气候变化造成的额外经济成本和风险以及减少排放的成本和风险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分析。它清楚地表明，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负担得起采取行动的成本，而是我们是否承受得起不采取行动的后果。” 斯蒂格利茨如是评价。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国际能源署前署长克劳德•曼迪（Claude Mandil）、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Wolfowitz）等国际知名人士充分认可了《斯特恩报告》的结论，认为《斯特恩报告》是为制定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斯特恩报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提出了质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认为，在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对水供应、农业、健康以及保险等的影响时，斯特恩选择了最为悲观的研究结论。此外，在评估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时，忽视了防波堤等设施所起的保护作用。“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但其中却包含了太多的假设。”著名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Sarathi Dasgupta）对《斯特恩报告》如此评价道：“斯特恩得出的应对气候变化需立即大幅度减排的结论并非科学事实，关键在于模型参数设定了0.1%的极低贴现率，而0.1%的贴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要把收入的97.5%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是根本不现实的”。因此，他批评该研究报告是一份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当时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认为，对气候变化的常规经济学分析显示，最优减排模式应该是初期小幅减排，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即“渐进式气候政策”，《斯特恩报告》过分夸大了风险，预设了过于极端的贴现率，使得各项参数严重偏离了现实情况。

在对《斯特恩报告》各持己见的讨论中，有一个共识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而《斯特恩报告》的影响也随着其引发的讨论而不断扩大并日益深远。2008年4月，斯特恩领导的研究小组又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气候变化全球政策制定的关键要素》。作为对《斯特恩报告》的补充和完善，这份报告再次呼吁需要全球立即行动，强调当下的拖延将给未来的治理带来难以估计的高成本，并提出气候变化全球政策制定要遵循有用、高效和公平三大要素。2009年，斯特恩在自己的新作《地球安全愿景：治理气候变化，创造繁荣进步新时代》一书中说，《斯特恩报告》发布后对世界各国采取气候行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Bush）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同年，在欧盟国家首脑参加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上欧盟承诺，到2020年，相较1990年减排20%的温室气体。

斯特恩肯定中国强大的气候治理能力

斯特恩早年间在北京居住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始终保有特殊的情结。2001年，斯特恩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对中国的低碳发展等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他深度参与了中国过去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熟悉中国的规划、制度、政策等情况。他认为中国在世界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中至关重要，高度评价中国迄今为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他还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并在G20、联合国等多边组织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1-2021年间，斯特恩连续11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斯特恩发布了题为《中国在推进和资助基础设施投资，实现未来可持续和动态发展中的领导作用》的报告。该篇报告对中国的过往经验进行了回顾，基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在全球的重要性提出了对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并认为中国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全球领导力。

在2018年论坛上，斯特恩发布了题为《中国、世界和未来十年：发展更好，气候更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中国向可持续发展明确而深刻的转型，以及为可持续基础设施提供投资的“一带一路”倡议，都将对实现全世界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中国前一个10年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管理气候变化方面所处的地位，在下一个10年中国仍将示范并推动未来的增长。

2019年论坛前夕，斯特恩在接受论坛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专注于自己的角色，说服世界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中国对气候治理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的行动表明，投资新的现代科技、投资改善城市拥挤、投资水和空气净化是非常有效的增长方式，是另一种形式的增长，它更加包容、更有吸引力。他认为中国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将减排与增长结合，体现出了强大的气候治理能力。中国的行动表明，只有把责任、环境和增长放在一起，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增长，试图以高碳的方式发展将带来自我毁灭。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斯特恩参加了线上论坛，并做了“从救援到复苏：大流行后的中国可持续转型”的主题报告，他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着重大风险，如果我们要克服贫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管控巨大的气候风险，那么全球经济复苏应开始向强劲、可持续、包容、有韧性的发展转型。中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巨大作用，它的行动对于近期乃至本世纪内的全球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中国未来五年的规划应该考虑这个全球背景。

2020年4月，依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和能源基金会，斯特恩发布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实现强劲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系列报告，已经出版的为：报告一《未来的挑战与发展方向》和报告二《“十四五规划”当重视并投资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篇报告对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斯特恩认为新阶段的增长将取决于:多种资本的均衡积累；对服务部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聚焦无形商品、服务和生产性资产的价值；更可持续的产出和投入以及劳动力和资源的效率和生产力。中国以实物资本投资推动发展的阶段，将逐渐被投资知识和社会资本以及投资和保护自然资本所取代。在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新技术、地缘经济状况、经贸投资持续面临的不确定性、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以及新冠疫情。中国“十四五”规划中的投资机会包括：更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更加重视自然资本以及通过制度投资强化社会资本。而从中长期看，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应该是可持续的、包容性的、低碳的以及市场导向型的。

2020年12月，斯特恩在2020绿色发展城市高峰论坛暨第八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以“更好的复苏：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与全球合作”为主题发表演讲，他指出，“在面对新一轮的全球危机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时，我们应当探索新的多边机制和国际治理模式，欧盟和中国需要加强合作，协同开展战略规划和部署”。

结语

如今斯特恩虽然已年过七旬，但仍然活跃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于2021年8月正式发布，斯特恩第一时间进行了评论并再次表达了加大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力度的观点：“我鼓励全球所有的财政部长及部门成员都来阅读这份评估报告，并借此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和增长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近年来，斯特恩仍积极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贫困、环境破坏等问题，倡导低碳经济模式，协调推动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实施。在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的今天，斯特恩和他的研究成果将持续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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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晶，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