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不仅会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将检验和深化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思考。

诸大建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本文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可持续发展·中国这十年”特别策划文章

十年前，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其提升到了非常核心的战略位置。同样，也是在2012年，我现场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参与有关绿色经济的讨论，发现各国政府、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对绿色增长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存在争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认知相差比较大。当时我就觉得需要把中国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理论问题进行勾连，要对三个问题进行系统思考。

第一，从研究可持续发展到研究可持续性科学。国际上讲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战略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具体表现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可持续性科学是学术导向的科学研究，是要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理基础是什么。实际上，这两者是由两个路径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由联合国提出并联同各国政府共同推动的，而可持续性科学则是由学术界提出并经历了多年研究，国际上的生态经济学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被认为是最早的思想起源。未来搞可持续发展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例如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从2001年起开设了专门的可持续性科学的研究专栏。也许可以说，没有可持续性科学理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是盲目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实践基础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空洞的。

第二、理论研究需要鉴别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在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中，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关系有强与弱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两种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的增长主义通常是弱可持续性观点，认为GDP增长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可以无限扩张，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相互独立，发展成效是三者各自发展的简单加和。强可持续性观点认为人类发展需要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是三圈包含，即环境圈包含社会圈、社会圈包含经济圈，发展成效是在生态环境的阈值之内实现经济社会繁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不能检验这两个不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问题？

第三、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如何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之前的“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拓展为“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假如说世界上第一波的可持续发展浪潮是在国外主要是在欧美国家兴起，那么在过去十年，中国的生态文明政策和实践已经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一场在世界上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我认为，在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生态文明不仅会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实践做出贡献，也需要并且能够在理论认识上做出重大贡献。

过去十年来，围绕上述思考，我和我们的研究团队发了一些中英文论文。针对中国生态文明如何检验和深化可持续性科学，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生态文明检验可持续发展的强与弱。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经济增长，还是地球生态物理极限之内的经济社会繁荣？中国生态文明认为发展是有生态边界的，提出要用三条红线即生态功能基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底线，倒逼发展模式转变和发展质量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中国生态文明的上述特征，放到学术界里讨论，会发现不可能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里推导出来，因为他们认为不存在资源环境的极限和边界。

因此，用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生态文明。这就提出了一个与改革开放当初性质类似的问题——中国生态文明是用实践在挑战理论，而不是用理论倒过来判断实践。所以，针对是否承认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存在极限这一非常重要的学理问题，中国的生态文明为检验强范式与弱范式的争论提供了机会，有助于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版本。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技术优化到系统创新。绿色发展通常有两条路线。一个是线性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路线，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另一条是非线性的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路线，与传统的路径依赖的技术创新相比，其提高资源生产率的能力和水平要高得多。

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的绿色创新需要更多地强调颠覆式的系统创新，而不是一般的技术优化。例如，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下，我们用线性扩张的、路径依赖的技术创新，不可能实现中国3060的“双碳”目标。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双碳发展战略就是非线性的系统创新路线，最终目标是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换跑道的艰难过程，虽然会经历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转换时间，但是这是最终要走向的地方。

第三，可持续性转型的B模式与C模式。与传统增长主义的A模式相区别，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上需要区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先过增长后退回模式（欧洲国家称之为减增长模式Degrowth），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足迹先是超过了地球行星边界，然后在保持经济社会福祉水平的前提下把它们降回到生态门槛之内，这是发达国家学者提出来的B模式；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聪明增长模式（Smart growth），即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社会福利水平需要消耗资源环境，但是物质消耗足迹不要越过生态承载能力，这是我做研究提出来的C模式。

总的来说，B模式是发达国家在保持它的经济社会福利，降低生态环境的磨损。C模式是发展中国家不走西方国家老路，利用后发优势走向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是要大幅度提高人类发展水平，但是物质消耗足迹和二氧化碳足迹不超过生态阈值。

第四，文化建设需要独立出来发挥作用。中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支柱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对比可见，中国把文化建设单独拿出来，而且中国的文化建设，不是仅仅讨论具体的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而是大文化的概念，是整合治理、经济、社会、环境其他四个方面的软实力。中国式现代化，要架构五位一体的以人类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文化建设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软实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三大发展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协调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三个治理主体的作用。

第五，可持续性科学是跨学科的整合性范式。可持续性科学不是各个学科的大杂烩，是不同的学科面对共同的问题，创造共同概念和方法的一种新的知识整合。可持续性科学超越多学科（multi-）和交叉学科（inter-）的研究，走向跨学科（trans-）的集成，是要发展一种共享的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形成元概念意义上的分析框架或整合性范式，各个学科在这之下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分析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象-主体-过程的可持续性科学分析框架，强调在对象维度要加强经济、社会、环境的整合研究，在主体维度要加强政府、市场、社会的整合研究，在过程维度要加强事前（规划）、事中（建设）、事后（运行）的整合研究。

编辑丨胡文娟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2年9-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