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国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为2030年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设立了一系列具有雄心的行动目标。

回顾“昆蒙框架”下的23个行动目标，除了备受瞩目的30X30陆地与海洋的保护目标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目标，如物种保护、外来物种入侵减控、危险化学品农药风险的降低、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为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加强对贸易的管控。

国际贸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全球对物种的威胁中有30%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以商业化农业生产为例，70%的热带毁林是这种生产方式造成的，其大部分产出通过国际贸易销往世界各地。农业、采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都会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而扩大，可能因此改变土地和海洋用途，毁坏自然栖息地。

对物种的直接利用以及栖息地的丧失使野生动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分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直接威胁。国际贸易带来的货物和生物的跨境移动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入侵物种可能挤占本地物种的生存资源，扰乱生态系统，威胁本地物种的存续。

减少国际贸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1. 削减有害的补贴

补贴政策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对农业、渔业、林业和采矿等领域的补贴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危害，如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过度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等。这些实践不仅对本国生物多样性有害，也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造成负面影响。研究显示，目前各国政府每年发放的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总额约5400亿美元。例如，英国政府每年就向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生物质能源提供约九亿英镑的补贴。据估算，全球危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金额比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金额高出五到六倍。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在着手削减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去年发布的欧盟2030生物多样性战略支持逐步取消危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同在去年，世界贸易组织 （WTO）通过了《渔业补贴协定》，禁止对捕捞过度捕捞种群及IUU捕捞的补贴，并终止对无管辖的公海捕捞的补贴。

作为海洋捕捞大国，我国在今年六月提交了对《渔业补贴协定》的接受书，确认了对这一协定的支持。其实，我国在WTO通过该协定前一年就取消了渔船燃油补贴，并开始补贴负责任的捕捞行为。未来也可以考虑在其他经济领域采取类似行动，这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大有裨益。

2. 打击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贸易

除了削减有害贸易补贴之外，还需要打击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对木材、渔业资源以及其他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或非法的利用（开采和采集）导致许多濒危物种进一步减少或灭绝，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昆蒙框架”的实施需要得到其他全球或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协同，否则就很难真正将条文转化为行动。作为国际贸易管控的重要协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仍需进一步加强，从而有效遏制不可持续或非法的野生物种贸易。

我国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相关犯罪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如成立部级执法联席机制、开展跨国执法协作等。未来，我国还可以在CITES履约和执法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例如，进一步加强国内立法与CITES的衔接，提升国内外履约能力以推动CITES落实 ，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性信息分享网络，这既包括与其他国家分享最佳实践，也包括分享野生动物走私方面的信息等。

3. 提高企业意识，鼓励信息披露

企业是贸易体系中的主体，但往往缺乏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认知，因而无法更好地理解自然对其商业表现的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造成的长期风险。“昆蒙框架”首次为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设立了清晰的目标，鼓励企业监测、评估并公开披露在其运营和供应/价值链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提升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使其能够评估和检测自身运营与投资（包括采购、生产到运输及终端销售的全部流程）中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同时，还需要就与自然相关的指标、供应链评估和各行业批露制定指南和标准，为企业披露相关信息提供工具。

我国于2015年加入了CBD的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GPBB）并建立了“中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China Partnership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CPBB），邀请企业参与对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讨论。CPBB可以成为提升企业保护意识、鼓励信息披露的平台。NRDC已成为CPBB的国际伙伴，将与CPBB一道在上述领域开展更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