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23 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高度重视和强调“消费”，表示今年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报告全文二十多次提到“消费”，凸显出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与此同时，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也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工作重点之一。报告指出，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意义。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在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持续消费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可持续消费是经济绿色增长的“基点”

根据相关研究的界定，可持续消费（或绿色消费） 是指从满足生态需要出发，以有益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内涵，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同时，“可持续消费”也可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是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以上两个定义给出可持续消费的基本特征，一是消费本身的“可持续性”，即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和福利的需求，让消费是可以不断持续的；二是消费背后的“可持续性”，即确保消费是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以危及后代人需求为代价。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可持续消费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其一，“可持续”消费的可持续性侧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不仅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消费自身的生态环境损耗和影响，而且从消费端出发，有力推动生产模式和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比如在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和行为就会左右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能源资源利用等环节，最好的例证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根据笔者的调研， 正是大批年轻消费群体对电动汽车这一“时髦产品” 的追求，使得新能源汽车的各种品牌在与传统燃油汽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二，可持续“消费”仍然从属于消费过程，就理应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拉动作用。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而且其在三驾马车中的比重近年来还在不断上升，可持续的“消费”也不例外，可以发挥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二是除了消费规模外，消费的结构也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成因。

在可持续消费中， 建筑的可持续消费、交通（包括交通工具）的可持续消费以及各类电子电器的可持续消费，都能从不同维度拉动国民经济，合理的可持续消费结构（如加大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加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三是可持续“消费”的效率和公平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整体公平，不能简单地认为可持续的消费就必定是有效率的，是公平的，要避免在可持续消费中的“低效陷阱”和“累退现象”。

在人类历次重大技术变革中，消费都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比如从马车到汽车到飞机，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再到光伏，从中都可以看到消费引领的影子， 可以说，可持续消费正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基点”。

可持续消费的本质是“对社会负责”

在《绿色经济学》中，诺德豪斯教授提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就是“个人伦理”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绿色发展” 社会中，应该充分发挥各层级伦理在克服和解决“环境外部性”上的积极作用，其中最为基础的一个伦理基础就是“个人伦理”，即个人如何在消费活动中做“对”的行为，即便这样的行为需要个人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要克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外部成本”，个人伦理的作用就表现为通过绿色交通、绿色居住、绿色用电等方式减少个人消费的“碳足迹”，即低碳的可持续消费。

这个逻辑很好理解，作为社会公民，每个人都有必要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责，但问题在于，至少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相比一般的消费方式，这样的低碳消费方式是需要付出更高成本的，从而使得低碳的消费行为无法满足消费行为福利最大化的需要。

那如何才能在“对社会负责”与“福利最大化” 之间取得平衡呢？诺德豪斯教授进而提出来解决这个难题的“无悔原则”。他认为，个人的消费行为无须在“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价值最大化”之间进行两难选择，而仅须在其中取一个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的特征是“个人福利做出微小的代价和牺牲，而社会价值却取得较大的改善”，从而使得个人可以在没有外部激励的情况下，“无怨无悔”地放弃“个人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点，向“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位置迈进一小步，这就是“无悔原则”。

上述“无悔原则”在可持续消费层面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因为这契合了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即“对社会负责”，但又不以牺牲个人的较大福利为代价。这在无法改变可持续消费品性价比的条件下，“无悔原则” 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推进全社会的可持续消费理念，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将“无悔原则”有效地嵌入绿色低碳的可持续消费行为。

继续以低碳消费行为为例，比如购买新能源汽车就是典型的一种低碳消费行为，事实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并不高，但它的好处是可以降低交通的碳足迹，减少碳排放。因此，购买新能源汽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定的福利，来产生更大的绿色交通“溢价”。“无悔原则”其实已经很成功地应用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上，这里外部的一些激励（如补贴）固然重要，但个人绿色伦理理念在消费群体中的普及无疑也对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个人的消费越来越具有“对社会负责”的明显特征。

可持续消费的难点在于“何为‘可持续’”

上述分析的两个基本结论是，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同时要充分发挥个人伦理在可持续消费中的作用，这两点结论都是在强调可持续消费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重视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可持续消费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无悔原则”是从个人伦理角度出发， 通过“微小”的代价，尽个人最大努力履行社会责任， 克服环境外部性。这里面无疑就存在一个“真”无悔， 还是“假”无悔的问题。如果个人通过可持续的绿色消费，承担了更高的成本，履行了社会责任，并带来了外溢的“好处”，那就是“真无悔”。否则，就有可能是“假无悔”，即个人并没有实际付出更多的代价， 但却获得名义上的“无悔”声誉，或者个人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但却受“伪绿”的影响，并没有真正消费绿色生态产品，这些都会造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有碍可持续消费的有效发展。

如大家熟知的绿色生态农产品，基于产品的绿色生态特征，较之于一般产品， 其成本和价格都会较高，这意味着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并通过这样的消费行为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就是一种“真”无悔的消费。但假如消费者购买了“伪绿”的生态农产品，即“假生态” 农产品，那即便消费者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却并没有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效应，就其结果而言，这就是一种“假无悔”。这样的一种情景在生态环境工业品、生态旅游产品以及低碳节能家电产品等方面也都有可能发生。

之所以出现某些“假无悔”现象，究其原因，有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绿色消费”的定义不清；目前大部分有关“绿色”与“可持续”的定义都集中在行业和产业层面，比如201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就是用目录的方法学为“绿色”进行定义，这样做的好处是简单明了，但却不利于产品、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绿色”界定，到目前为止，绿色消费仅在部分行业有比较精确的界定，比如家电行业、汽车行业、部分农产品领域等。

二是“绿色消费”的识别难度较大。某些被界定为“绿色”的产品和技术， 在方法学上相对比较成熟，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 由于信息披露、溯源体系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容易在供给端产生一些“漂绿”的风险，即以“非绿”来假冒“绿色生态”，来套取绿色溢价。

三是“绿色消费” 的激励不足。“绿色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贵”，无论是生态的农产品、生态的旅游还是绿色低碳的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在其发展之初，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和生产规模较小的原因，市场价格都偏高。此时，如果无法从外界获得足够的“绿色补贴”等激励，这些绿色消费品就无法获得市场的认可。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各国的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补贴，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取代传统燃油汽车。相反，在财政和金融补贴充足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就会大幅提高。目前的情况是，只有小部分定义明确的绿色产品会得到补贴，而缺乏明确定义的绿色产品和技术， 则就愈加无法获得足够的激励，从而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

总体上，“何为‘可持续’”这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和市场有意愿为可持续消费“买单”，但其前提条件是，可持续消费的确为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但现实情况却非常复杂，除了主观上的因素外， “何为‘可持续’”这个问题还往往受到标准多元、信任缺失、市场分割、利益分配等客观因素的左右， 变得较难回答。

金融助力可持续消费的关键点：遵循“无悔原则”

一是金融要助力厘清可持续消费的标准。长期以来，可持续消费的标准不清，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缺乏强有力的主导性内生动力，仅仅依靠外部政策的力量，就容易出现重叠交叉和多头管理以及标准容易变化的弊病，而金融作为整合产业、企业和消费及供应链多方力量的重要平台，对于可持续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以绿色低碳产品的消费为例，比如目前部分试点城市的金融机构通过建设碳账户形成碳积分，用以抵扣利息和增信，形成完整的闭环，其本质就是将这些“对社会负责”的可持续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效益转化为一种正向的激励，鼓励消费者更好地遵循“无悔原则”，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样一来，就要求在建设碳账户和计算碳积分等环节对绿色低碳消费形成清晰可靠可追溯可计量的标准体系，也就是碳普惠的标准体系。从金融的视角来看，构建可持续消费的标准体系，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为金融服务本身提供“套利”的可能，而也正是因为有了金融的参与，才足以将“无悔原则”有机地与可持续消费相结合。

二是金融要助力可持续消费的模式创新。秉持“无悔原则”推进可持续消费，金融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可以整合各方力量，创新商业模式，不仅通过这样的模式创新降低可持续消费的平均成本，而且还可以提高收益。仍然以碳普惠为例，这是一种“通过方法学及场景设计，将中小微企业与公众的减排行为进行记录、量化，并通过交易变现、政策支持、商业奖励等消纳渠道实现其价值，以引导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套机制”，从中可以看到，将政府、市场、公众各方力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这样一种绿色低碳消费机制，有助于形成全新的“可持续消费资产”，笔者也将此定义为“绿资产”。

在打造基于可持续消费的普惠性“绿资产”过程中，金融的关键作用在于让广大公众参与到“绿资产” 的生产、交易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三类“绿资产”，一是新增的绿色低碳普惠性“绿资产”；二是高碳个体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惠普性“绿资产”；三是参与环境权益交易所形成的普惠性“绿资产”。

三是金融要助力建立可持续消费的激励机制。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律， 充分研究有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各种市场机制和机理， 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关系，无论是个人的减排还是企业的减排，究其本质，仍然事关福利和效率，有必要充分利用财政、金融、投资、价格和标准体系等各类市场化政策工具驱动公众的碳普惠。以技术创新为例，推进可持续消费，打造“绿资产”无疑离不开技术进步，无论是环境效益的量化还是价值化，都必须有赖于更加灵敏、更加便捷、更加精准的核算技术和金融科技等技术，我们应充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为人人都享有“绿资产”收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 END 】

编辑丨胡文娟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3年第3期

原文标题丨《金融应助力“对社会负责”的可持续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