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国务院于2021年10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其中十大行动之一就是“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包括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各项政策的部署和深入推进，我国循环经济也将进入潜力全面爆发的新阶段。面对新形势，如何理解和发展循环经济，找准行动方向、加速碳减排进程？近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接受本刊记者专访，详细解读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重点、趋势及挑战，并提出了行动建议与方向。

对话

Q |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 | 温宗国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全球共识

Q ：您如何理解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实现“双碳”目标的作用？

A ：随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基本路径，尤其是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系统部署新一轮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加速循环经济发展布局，应对全球资源供给保障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意在改变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使经济发展与资源开采和环境影响脱钩，在促进自然资源再生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通过回收利用余热、余能、余压实现节能提效，或利用农林剩余物等生物质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降低社会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促进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同时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第二，可以降低对非能源资源的消耗。通过强化绿色生态设计、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材料替代及循环利用、产品翻新和再制造等手段，实现源头减少产废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有效提高关键性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对非能源资源的消耗，减少资源开采、加工利用等的碳排放，这是能源低碳转型无法解决的。

第三，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重新设计生产和消费体系，循环经济可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并带来经济增长点，催生出新兴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商业化模式。例如，新能源汽车回收利用、风力发电装置再制造、碳捕集与循环利用产业等，都有助于拉动社会就业、促进经济绿色健康增长。

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发展事关经济大循环的全局

Q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了循环经济助力的四大行动方向：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怎么理解这四个方向的重点？

A ：首先，产业园区是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同时也是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的大户，因此是循环经济部署的重点领域。如何持续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发展事关经济大循环的全局。未来，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的重点包括：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产业循环链接、推动节能降碳，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综合利用等。

其次，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是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的难点，十分依赖于技术、市场、政策、标准等外部因素。尽管近年来我国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不断提高，但由于产生量、堆存量巨大且综合利用经济性不足，未来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应从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再次，循环经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资源产出率，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则是提高资源产出率的重要前提。我国尚未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循环经济治理体系，社会力量参与资源循环利用的积极性不够高。未来需要针对具体关键性资源领域构建专项配套政策，加强管理制度建设，明确主体责任，推动循环经济工作迈上新台阶和成为常态机制。

最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产生源相对分散且多位于人口密集区域，直接环境影响突出且社会敏感性极强，是“邻避”事件的主要诱因，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城市生活垃圾中包含可回收物、有机组分和营养元素等，可以回收用于产生电力、燃气、有机肥等多种能源和资源产品，具有替代化石燃料、化肥等产品的潜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具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固体废物污染和减少碳排放的作用，是未来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领域。

Q ：此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 ， 您刚刚也提到，加快推动工业园区的低碳转型是重中之重。我国工业园区在低碳发展方面现状如何？未来要攻克哪些难关？

A ：近20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园区的绿色循环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低碳工业园区以及绿色园区建设。其中，园区循环化改造政策最为持久，批复园区数量最多，侧重实现产业耦合链式发展、工业固废资源化、能源资源梯级利用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2011—2017年，国家两部委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7批次129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到2021年，已有97个园区顺利通过验收，累积中央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完成1100个，撬动社会投资超过1300亿元。许多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如天津、江西、甘肃、江苏等50%以上省级园区和全部国家级园区实施了循环化改造。

未来，要如期实现循环化改造的目标，须从几个方面去推进：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循环化改造重点园区大都涵盖传统资源加工产业、机械制造产业、新技术产业的综合性园区，这些园区在规划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时，均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日益趋同。然而，产业升级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在新环境下提高园区竞争优势，需要结合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提出符合自身发展潜力的产业规划。传统的资源加工产业也迫切需要通过构建循环型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

第二，产业链延伸路径。“补链”“强链”是园区构建循环产业链的重要方法。在国家“经济新常态”“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下，传统工业产品的市场表现若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很可能导致园区经济增长乏力。园区循环产业链规划设计时，应提高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瞄准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拓宽产业链延伸空间，这对资源加工型园区的循环产业链设计尤为重要。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虽然矿产资源丰富，资源加工型园区较多，发展循环经济潜力巨大。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园区资源循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投资吸引力不足，迫切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园区的资金投入，突破地区基础设施不足带来的循环发展瓶颈。

第四，互联网+园区循环化改造。完善且有效的信息交换系统是园区资源管理以及企业间物质循环和能量集成的前提，应进一步加强对园区循环化改造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支持，推动水、能源和物质的代谢流动优化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精细化管理。加快运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园区和企业的日常管理、统计分析、发展决策的支撑作用，解决目前存在的园区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问题。

第五，运行风险管控机制建立。园区循环化改造是涉及企业、政府、社会等多行为主体的系统工程，包括从事生产、服务和消费活动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废弃物交换涉及上下游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循环化改造的管理需要面对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包括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产业链稳定性、资金投入的持续性等。建议园区加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风险管控机制的建设，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投融资政策，保障园区循环化改造的顺利实施。

Q ：据您了解，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在循环化改造方面具有哪些特点，哪些园区做得比较好？

A ：将国家129个循环化改造试点根据园区物质代谢特征进行分类，主要可分为以资源的深加工为核心的资源加工型、以零配件配套和组装为核心的装备制造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型等3种类型，其中51.3%的园区仅包含一种特征（主导产业为单一产业），剩余48.7%的园区主导产业呈现两两组合或三者并存的情况，对园区产业类型进行统计，其中涉及资源加工型的园区占比88.9%、装备制造型的园区占43.6%、高新技术型的园区占38.5%。

这些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主要解决了四大难题：一是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二是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低，三是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低，四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对实现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举例来说，浙江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对传统合成革产业开展“油改水”“水扩量”的改造任务，实现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化散为集”的二级污染治理模式，解决DMF、VOC等特征污染物排放问题，提高园区污染集中治理水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以链补链”的能源资源循环发展模式，提升循环经济产业关联度，构建循环产业链、实现产业上下游联动；通过“以智管产”的循环化改造服务平台作为园区管理抓手，解决了园区产业物质信息庞大、管理决策手段无法满足产业共生实际需求的问题，使用信息化手段对园区再生资源进行数据分析，提高循环利用水平和协同降碳效益。

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线

Q ：2022年1月初，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建设的通知》，推动实现“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目标任务。3年完成这个目标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A ：2019年，我国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共伴生矿）、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等7类主要品类大宗固废产生量约为63亿吨，综合利用量为35.4亿吨，综合利用率约为55.9%，较2015年提高5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预计到2025年可以实现40亿吨的利用量目标，但将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大宗固废产生强度高，综合利用不充分。目前，大宗固废累计堆存量约600亿吨，年新增堆存量近30亿吨。其中，赤泥、磷石膏、钢渣等固废利用率较低，利用率不足35%；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产业化项目技术水平低。近年来，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企业越来越多，但综合利用技术大多为制烧结砖、加气块等成熟技术，创新性技术的工程化应用少见。一些地方虽建有大宗工业固废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却偏重技术评价，技术推广应用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三是部分综合利用产品经济效益低、能耗高。目前，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总体呈现规模小、分散、低值、低效等特点，集约化水平低，工艺和设备能耗高，综合盈利能力弱。

要应对这些挑战、如期完成目标，需要重点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效率。对于产废行业，通过开展绿色设计、发展绿色矿业、开展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推动大宗固废产生过程自消纳、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绿色施工等实现大宗固废的源头减量；二是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模式创新发展，对于利废行业加强整治、强化监管、发展绿色运输、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等强化过程控制，探索不同行业具有推广价值的新模式；三是创新管理方式，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实现“互联网+大宗固废”的管理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交易信息服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Q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加速推动循环经济的重点方向和主要任务。您认为，下一步如何着力推动我国再生资源利用能力？

A ：“十三五”时期，我国再生资源利用能力显著增强，“十四五”期间将继续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线，围绕工业、社会生活、农业三大领域，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规模化、清洁化利用。一是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我国再生资源种类繁多，回收处理再生资源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采用的回收处理技术水平较低，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甚至会造成二次环境污染，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亟须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的技术标准与行业准入门槛，尤其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弃铅酸蓄电池、废旧动力电池、航空航天废料等领域，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整合中小型分散企业；通过加快关键共性技术、重要产品标准研制的速度，健全再生资源产品技术标准体系，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

二是加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构建与平台建设。再生资源的回收环节作为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与资源循环利用的首要环节，保障全覆盖、规模化、稳定化运行是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方面，应优化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保证社区、街道、商场生活垃圾分类的全面覆盖，确保多种再生资源的回收均存在有效渠道，完善相应回收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定期收集转运，促进规范有序回收；另一方面，可通过借助“互联网+”平台整合线上线下回收队伍，推动再生资源交易的电子化，建设废塑料、废纸、废纺织品等重点品类的区域性、全国性在线交易平台，逐步形成重点品类的价格指数、优化供应链交易系统，建立重点品类全生命周期分布与流向的信息采集与追踪机制。

三是加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我国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存在核心装备依赖进口、再生产品处于国际资源大循环低端等问题。应加强在重大基础理论、源头减量原创性工艺、智能化分类预处理与拆解装备、无机固废生产高性能材料技术、有机固废高效热化学转化大型装备、废旧复合材料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创新与研发力度，突破材料循环利用再生、生物基材料替代化石能源为基础材料等的技术瓶颈，进一步深入探讨重大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集成应用。

Q ：行动方案中提出的“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特别提到，推进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兴产业废物循环利用。随着我国能源变革加速，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扩大，这意味着新兴产业面临极大的回收挑战。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A ：一是健全新兴固体废物与常规固体废物的协同处理方式。例如，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料汽车在核心总成和结构布局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型号新能源汽车的车身结构、动力电池嵌入方式、安装位置等均有所不同，导致当前的汽车循环发展产业技术已不能完全满足拆解回收新能源汽车的要求。亟须统筹规划建设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基地，推进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废旧动力电池、退役光伏组件和风电机组叶片等城市废弃物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吸引优势企业，推动聚集发展。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鼓励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推广应用。例如，动力电池在壳体材质、尺寸规格、材料类型、成组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多样化的特点，生产企业为了保护关键技术信息往往会对电池的电源管理系统读取权限进行限制，导致拆解流程多、分拣难度大、自动化水平低。另外，动力电池产业对于锂、钴、镍等需求旺盛，而上游金属资源价格仍然处于高位。应积极支持规范拆解企业工艺设备提质改造，推进智能化与精细化拆解，促进高值化利用，强化再生资源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

三是加强溯源管理平台建设，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积极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新兴产业产品的进口采购、生产制造、产品销售、维修服务、报废退役等环节纳入管理范围，实现全过程监管，组织第三方通过资料对比、现场抽查等方式进行溯源信息核查，将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探索建立企业拒绝履行溯源责任的相关惩罚制度。

四是完善新兴固废的产品残值鉴定、评估、分级等行业流通标准。例如，《2019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指出，传统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基本上能超过50%，而主流新能源汽车仅为32.31%。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温度、使用年限和驾驶习惯等对于容量损耗、充放电效率、剩余寿命等性能均有较大的影响，相关行业标准缺失导致动力电池的残值评估困难。应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柠檬市场”效应，让商品定价有据可循、有规可依。

我国需要加快向清洁循环经济转型

Q ：欧洲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在实施绿色新政中也明确推动工业向清洁循环经济转型。您认为欧洲有哪些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A ：《欧洲绿色新政》战略框架将资源效率、循环经济、环境保护与废弃物管理都纳入其中，形成集成化的政策体系，相辅相成，有利于不同部门间和机构间的协调决策以及各成员国的实施执行。该战略框架从宏观上统筹食品生产、工业、运输、建筑和能源使用等各个领域的战略规划，形成了有机整体，并出台了主要行动时间表，拟定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战略行动的落地。《欧洲绿色新政》更强调系统性地推进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变革，强调从价值链最前端即产品设计开始进行改变，着眼于创造商业和就业机会以及新的经济价值。

《欧洲绿色新政》在法规政策层面，也给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带来了启示。首先，各领域战略规划之间须加强统筹，且在执行过程中要注重协同。我国气候变化领域现行政策对国内碳市场发展约束不强，碳市场发展缓慢，国内相关标准落后于国际，在绿色设计、再制造、塑料等领域研究仍处于跟跑地位。生产者责任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绿色消费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其次，需要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灵活度和制度衔接性。在经济政策方面，我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和工具设计仍处于实验摸索阶段，未来需要加强对绿色金融产品和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研究与开发，持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的培育及人才培养。

另外，欧盟激进的碳减排政策将会倒逼我国工业部门加快向清洁循环经济转型。囿于能源结构的限制，我国出口欧盟的产品仍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高碳能源。虽然目前欧洲议会尚未就“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一致意见，但未来一旦这一举措正式通过并实施，预计将降低我国相关产品贸易竞争力，对相关行业出口造成冲击，倒逼我国加速实现能源转型，尽快完善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以钢铁行业为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加快我国钢铁行业低碳绿色转型进程，未来我国钢铁企业会更加注重绿色低碳炼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例如，氢冶金技术。此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还将有效推动我国钢铁产业结构的调整，短流程炼钢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实现废钢资源循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