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朱琳  王秋蓉

北京冬奥会是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举办的首个大型国际赛事，并以高水准、高标准、高要求的方式实现了“碳中和”，开创了冬奥会低碳管理新高度。

2月9日，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根据目前核算，北京冬奥会将实现全部‘碳中和’目标。”

筹办7年，从低碳场馆、低碳交通、低碳能源到低碳办公，中国兑现承诺，成功交付一届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这一成就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低碳转型的决心和能力，也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冬奥会是如何实现“碳中和”的？2022年1月28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报告（赛前）》（以下简称《报告》），系统展示了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的相关工作情况。这也是在2019年6月23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落地执行后提交的第一份答卷。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教授，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碳管理工作组组长周剑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碳设计师”，全程参与了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设计、落地实施和低碳管理成果报告发布，对于冬奥会“碳中和”从提出到实现的历程非常熟悉。为此，本刊记者对周剑进行了专访，深度解读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的“密码”及其带来的启示和影响。

 

Q  |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  | 周剑

 

全新尝试，彰显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

Q： 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肯定，这是否代表了未来奥运会低碳办奥的趋势？

A： 纵观时间轴线，历届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一种越来越进步的趋势，北京冬奥会也将在往届奥运会的基础上继续实现突破。这种发展趋势取决于两方面的国际进程。其一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自身的理念发展。从2014年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将可持续性列为议程三大支柱之一，到2020年宣布从2030年起所有奥运会都要实现“气候中性”，国际奥委会在气候变化、绿色低碳等方面对奥运会申办国的要求持续强化。

其二是气候变化议题自身也有相应进程。以前《京都协定书》等国际公约更多是对发达国家提出要求，而到《巴黎协定》时期则更加强调合作以共同推动全球进程。此外，除了对缔约方提出要求，《巴黎协定》还积极促进城市、区域、企业、行业等非缔约方发挥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奥运会恰好也是一个可以推动这一层级行动的平台。

Q： 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哪些信号？

A：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提出“双碳”愿景后，首次尝试“碳中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这在国际上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中国的“言必行、行必果”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决心和能力，二是目前国际奥委会对碳中和奥运会的方法学更多停留在碳足迹核算上，在碳减排、碳抵消等环节仍然缺乏第三方评价机制，北京冬奥会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实践，为国际奥委会以及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Q： 从北京冬奥会提出低碳办奥到提出办一届碳中和的冬奥会，再到兑现承诺，是怎样的一个决策过程？您认为是怎样的背景因素促成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A：  我们提出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决定，这与中国国内低碳发展形势变化密不可分。其一是自“十三五”以来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国内低碳发展氛围在逐步增强；其二是国内在碳中和方面的能力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从碳交易试点到现在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从清单编制到推动大型活动实现碳中和，各部门、各行业在技术上和能力上都不断提升；其三是2020年中国正式宣布“双碳”目标，以及随后启动的从上而下的“1+N”政策体系的建设，这些都为北京冬奥会提出低碳管理目标并实现碳中和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正因为如此，北京冬奥会自然也会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更具有雄心的低碳管理目标。不过，这其中也有担心，实现碳中和确实具有很大挑战，往届冬奥会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经验和模板。从2019年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写明要采取碳减排和碳中和措施来实现北京冬奥会的低碳目标，到2021年宣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实现碳排放的全部中和，我们克服了挑战、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突破，这也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具体体现。

“含金量”最高，树立冬奥会低碳管理典范

Q： 往届奥运会也把碳中和作为目标，比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曾宣布是首个达到“碳中和”标准的冬奥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把“力争实现碳中和”作为其办会目标。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低碳设计师”，您如何评价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的成果？

A： 从报告披露的详细情况而言，北京冬奥会是实打实地实现碳中和，“含金量”最高，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最全面、时间尺度最长，为今后冬奥会低碳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对于历届奥运会到底是否实现碳中和，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认定标准。从碳中和范围来看，国际上有两种统计方式，一种是将相对基准线多出来的碳排放进行中和就算实现了碳中和，这种范围选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变化区间；另一种是对绝对排放量进行碳中和，北京冬奥会选择的正是这一种。

从排放源类别的选择来看，往届奥运会大多比较常规地计算范围一、范围二的碳排放，北京冬奥会则覆盖了筹办和运行过程、场馆和交通设施以及观众共三大项、200种子类别的排放源，这样可以保证北京冬奥会的温室气体核算数据更加准确，从而获得更全面、真实的活动水平数据，并制定更合理的排放因子。

从时间边界来看，历届奥运会的碳中和范围所覆盖的时间段也不同，有的采用17天原则，也就是有比赛的时间段，有的采用60天原则，也就是从奥运会开幕到闭幕的时间段。北京冬奥会采用的时间范围是从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分赛前筹备、赛时运行和赛后拆除3个阶段，时间跨度是最完整的。

从碳抵消形式来看，碳抵消量分为当前既有的和未来将产生的，比如东京奥运会采用的是未来6年才会产生的碳抵消量，而北京冬奥会的碳抵消量都是实际发生的，我们在选择林业碳汇产品的时候“只用现货、不用期货”，都是2014年到2021年底就已经实现的碳汇量。

Q： 判断能否实现碳中和的前提是找到准确的温室气体基准线排放量。我们在《报告》中看到，2018年估算的北京冬奥会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63.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2021年这一数字调整为130.6万吨。在确定基准线的过程中都有哪些难点？如何解决？

A： 北京冬奥会在进行碳核算时，对范围三排放的预估是一个难点，因为范围三涉及整个供应链以及所消耗物料隐含的碳排放。以场馆建设排放为例，2016年开始着手制定方案时，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所有奥运会场馆的建设方案都还没确认。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奥运会一般是根据建设投资金额来折算碳排放量的，但是这种方式很难做到准确衡量，也因为涉及到汇率、资金的时间价值等问题在国际上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决定用实物量来估算，但由于当时的场馆建筑方案没出来，所以在进行初始基准线排放量核算时尝试用建筑面积作为活动水平的表征指标，对北京几个冰上场馆的能耗情况进行调研，以此估算场馆从建设到运营的全周期碳排放。当然，在实际排放量核算时，随着场馆建设方案明确并完成了建设过程，我们对初始基准线排放量核算方法学进行了改进，选择用建设过程中的实际物料消耗和能耗作为活动水平的表征指标，这样可以进一步反映实际的排放水平。

另一个难题就是排放因子的标准采用。在制定基准线的过程中，我们要和国际上的碳中和方法学保持一致性，但考虑到每个区域在能源气候、可再生资源禀赋的差异，又必须要保留适度灵活性。考虑到国际奥委会采用的排放因子标准是以经合组织国家数据库为依据，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和国际奥委会讨论后，我们对排放因子进行了本地化处理，比如中国境内的活动就优先采用中国的国家标准或者北京的地方标准，没有国内适用标准时则采用国际奥委会的标准。

Q： 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的推进，这些数据都进行了哪些修订？

A： 目前各项实际活动水平的数据已经有了更新，因此我们对温室气体基准线排放量进行了修订。例如，场馆建设方面已经全部采用实际的物料消耗和能耗作为活动水平的表征指标来核算，然后参照国际惯例对初始基准线排放量进行修订。再如，延庆赛区交通联络线新增的11座桥梁对应的约1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主媒体中心及五棵松冰球训练馆等场馆建设方案变更导致新增的约4.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等都被纳入到修订后的基准线排放量。为解决冬奥会实际活动水平的监测问题，我们与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处协商，根据北京冬奥会业务活动特点，打造监测体系并设计了一整套表格工具去进行统计，对后续实际排放量的计算相比初始基准线排放量会更加准确地反映实际排放量。

Q： 中国企业在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中做出了积极贡献。您怎么评价中国企业在其中体现的价值？

A： 北京冬奥会三大碳抵消措施之一就是发动合作伙伴积极参与。中国石油、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三家企业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都在进行低碳转型，且提出了中长期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助力冬奥会实现碳中和上都有非常强的意愿。这三家企业每家为北京冬奥会自愿赞助了经过认证签发的国家核证自愿碳减排量（CCER）、核证减排量（CER）等抵消产品，其中，三峡集团把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成CER产品并赞助20万吨，中国石油和国家电网捐赠的是20万吨CCER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企业赞助北京冬奥会的CCER产品可以与国际对标，这是本届冬奥会在碳中和方面的一个特色，向世界证明了我国CCER体系能够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优质碳抵消产品。

意义重大，为区域发展贡献 “双碳”的路径和模式

Q： 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对于中国自身的“双碳”目标有哪些实质性贡献？

A： 中国的“双碳”愿景促进了北京冬奥会的碳中和实践，北京冬奥会也将为国家未来在碳中和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技术部署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比如，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这在奥运历史上还属首次，在国内也是一次重大的模式创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家层面的碳中和战略有四大方面，一是在消费侧，要求工业、建筑、交通三个终端消费部门逐渐提高电气化比例，用电能替代常规化石能源；二是在供应侧，电力部门需要转型，未来用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或者开发“煤+CCUS”的应用模式；三是在传输侧，电力输送环节要解决可持续能源不均衡的问题，把绿电高效输送到高需求的区域，帮助这些区域降低碳排放；四是在交易侧，通过将绿电交易机制和技术政策配套打包，帮助更多区域走向碳中和。

北京冬奥会正是落实这一战略的成功示范：张北的柔性直流电网为冬奥会实现了高比例的绿电供应、稳定的传输以及终端的电气化，也有效促进了绿电交易机制的建设。可以说，北京冬奥会实际上是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典型性的试验，证明了这几条路线同步推动碳中和的可行性，为我国各部门、各行业开展碳中和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启发。

Q： 北京冬奥会带来了丰富的低碳遗产，您认为未来应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作用？

A： 北京冬奥会将留下很多高价值的低碳遗产。一方面是物质类的遗产传承，比如首钢滑雪大跳台就是把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结合的成功案例，为钢铁制造遗址向创意园方向转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再比如奥运场馆的净零能耗示范，三个赛区实现的净零面积达到了5万平方米。这些物质遗产不能办完冬奥会就停下来，未来肯定要考虑其应用的技术怎么才能进一步融入到城市区域的转型中去。

另一方面是非物质遗产，这则涉及到我们未来怎么去建立碳中和方法学、指南、标准等，结合北京冬奥会的经验，把大型活动的碳排放核算和碳减排体系向地方标准、国家标准转化，一些试点的政策也可以考虑如何转化成区域政策、国家政策。

此外，北京冬奥会还带来了两个重要启发。其一是建立完整体系的重要性。北京冬奥会推动了碳中和体系建设的精细化发展，未来这个体系如何向行业、企业、大型活动进行转化，值得思考。其二是城市碳中和与活动碳中和之间需要建立合作的思路，碳中和目标光靠冬奥组委是没办法完成的，是在北京市、张家口以及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合作下才能实现，未来需要以北京冬奥会的经验为基础推动更大层面的合作，共同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