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朱琳

访谈人物简介

邹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曾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并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在经济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综合决策相关领域深耕多年，在业内享有很高声誉和影响力。

 

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加速能源结构转型、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是关键。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在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等领域的开发位居世界前列。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正在稳步扩大，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达到9.48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3.71亿千瓦、风电装机2.87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2.59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3148.5万千瓦。

“十四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进入新阶段。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优化方向？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将如何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为中国带来多维度的收益？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聆听他的深刻见解。

对话：

Q｜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邹骥

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如何进一步提升

Q：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正在稳步扩大，您认为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已开发量相比可开发量而言还可以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A：这需要分门别类地讲。就水力发电方面而言，目前我国水力发电的增长空间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有限了，除了在雅鲁藏布江、金沙江地区还有一些开发项目会是未来的增长点，其他地区的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另一方面，就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而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的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而根据很多业内人士的预估，我们很可能会超额完成目标，一些预估认为那时中国很可能达到15、16亿千瓦的装机量。我国当前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装机量大约在5.4亿千瓦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的时候，风光可再生能源能在现有基础上再涨10亿千瓦，其中光伏和风力的占比大约会在4:6左右。

如果把时间线放得更加长远，这个数字还可以再涨，有种观点就认为，中国已经探明的风光资源储量能到达40亿千瓦以上。这是通过气象数据进行的探测和估算，比如常年的日照时间、阴晴天情况、不同海拔高度的风速，以及是否有放置相关发电设施的空间面积等。根据这些数据，专业部门能够测算出我国风光潜力的分布。

Q：可再生能源不光需要规模的增长，也需要利用率的不断提升。在您看来，我国当前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水平如何？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

A：客观来说，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水平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虽然风电、光伏装机量较高，但“弃风”“弃光”“弃水”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造成这一情况的限制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能源的就地消纳能力有限、缺少电网外送通道及跨网调度能力，以及管理机制等方面。比如我国北方地区有大量集中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资源，已建成的电源设施发了很多电，但当地经济相比东部地区没有那么发达，无法使用这么多电力，想要将电力输送到东部地区又缺少输送通道，这就造成了物理上的制约。

另一方面，由于风能、光伏都属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Intermittent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RES），这种间歇性和用电侧需求不匹配时，电力供应可能就会不稳定。要想让供应曲线平稳下来可以有很多办法，其一是风光水互补，例如青海地区黄河上游的梯级水电站可以通过水坝闸门进行调节，风能、太阳能少时就多发水电，反之就少发水电，这样就可以保证电力输出能比较平稳。其二是对火电厂进行灵活性改造，以参与电网调峰。其三是需求侧响应，加大峰谷差价力度，或者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建筑的柔性用电模式，推进“隔墙售电”。其四是发展如抽水蓄能、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电池储能等多种储能方式，从而平抑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波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提及的设施、技术中，有很多尚在实验室研发和产业化发展早期阶段中，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目前还不足以完全解决本地消纳和向外输送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问题，加之我国当前的电网系统还不太适应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也正处在转型过程之中。所以，上述解决措施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全生效。

推进可再生能源布局需要统筹布局大战略

Q：从政策、金融和技术等角度出发，我国在下一阶段应继续推出哪些方面的举措来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布局与发展？

A：首先，从国家层面上要有一个统筹的跨流域、跨地区的大战略。具体而言，首先，要因地制宜，按照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禀赋来对电源、电网进行规划，实现集中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相互结合。从集中式能源来说，我国三北和西部地区有大量风光资源，西南地区也有较丰富的水力资源和风光资源，这些资源要布局成能源基地，集中建设太阳能、风能等设施，并通过配套特高压直流输电，建设向外输送的电网通道，把电力送到东部经济发达、能源负荷密集的地区。而对于分布式能源，则可以利用东部广大乡村和城市周边地区相对更大的平均屋顶面积来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膜等设施，最大限度增加采光面积，建设柔性建筑。此外，在有条件的山地上也可以根据情况安装风机，海上风能也要大力发展。

其次，要建立起电力输送的经济机制。比如，我国北部、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风电、光电如要实现向外输送，交易双方的保供和价格机制就需要尽快明确，并由此让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能源的循环也将是经济循环，它一方面可以解决东部高用能负荷的需求问题，一方面也能解决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让西部地区实现稳定送电收入，对减少东西部收入差距形成强有力的推动。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统一领导，统一协调，在战略层面实现有效调度。

其三，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真正全面要求各省级行政区达成规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并依据制定的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加紧执法的检查、监督、监测、落实。

其四，是让投融资体制改革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倾斜。为了支持我国北部、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金融体系要精准施策，在贷款、IPO上市、企业债、银行债、保险等多种金融手段上给予倾斜，要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清单，由金融部门依据清单给予优惠支持，鼓励这些地区投资、上网、售电。

其五，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鼓励“隔墙售电”。在附近居民之间实现用电负荷调剂能节省很多长途输送的成本，最大限度使用能源。推动这一措施需要大力发展能源互联网，并探索较为合理的利益分成方式，从而打破利益隔离。

Q：当前局势下，就发展方向而言，传统能源大省难免要面临压力，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A：的确，如果让山西等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这和当地的资源禀赋是不相符的。未来如果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的能源版图就会发生西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时候传统能源大省要面临的是转型问题。这种转型也不会在一夜间发生，中国的煤炭已经进入峰值平台期，转型期大概会有20年到30年，从准备时间上来说是充足的。不过这些省份必须要从今天开始就看好其他发展方向，如旅游、非碳加工制造业、电商、服务业、新型战略产业等，挖掘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并非易事，所以要尽早谋划改革。例如，当前煤炭形势整体还不错，传统能源大省可以建立基金，即每卖出去一吨煤就抽出一部分收入用来提高经济多样性，支持开发新的投资与孵化机会，拓展非煤炭产业。

此外，这些省份也要积极培养新型人才，帮助当地劳动力转型。对于目前已经进入40岁左右的劳动力来说，这一群体能在煤炭行业衰落前退休，相比之下不会有太大影响。当前30岁上下的劳动力需要着重关注，因为20年后他们还没退休，而现在他们还有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所以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对他们进行相应转业培训。而对于更年轻的劳动力群体，他们可以从一开始就不再大量进入煤炭产业，所以要从现在的就业培训上就着眼新兴的产业方向。

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中国带来多维价值

Q：我们要在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的同时保障能源安全，您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于我国能源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

A：意味着能源会更安全。中国的能源安全有两个比较重大的问题。第一是进口依存度，目前我们的油气进口依存度都比较高，其中进口原油占70%，进口天然气占40%。这些能源的进口路径大多是从中东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然后进入太平洋南海地区，再到中国。在现在地缘政治形势下，这么大量的能源进口，其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国要有长期准备，减少路径依赖。

在我们进口的这占比70%的原油中，有大约60%-70%以上是用于交通，也就是说，我国有一半的进口原油都是为了满足交通领域的需求，这其实很不安全。现在中国汽车在电气化转型，可再生能源不需要进口，就可以降低我们的进口依存度。

第二是能源稳定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推进电力源网荷储用一体化发展，构建一个多能互补、储能、电网多样化分布的全新系统，就能保证中国电网供电的安全。特别是大量星罗棋布的可再生能源不受国际因素的干扰，可以实现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提高安全系数。总而言之，可再生能源是属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能源，它们不容易被其他人半道截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可再生能源会更有利于我国的能源安全。

Q：除推进碳中和目标外，您认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还能为国际社会带来哪些正面收益？

A：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的技术、装备、商业模式、资金都大有可为。一般来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南亚、东南亚、拉美地区国家，都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中国在设备制造、安装、运营、融资方面都走在了国际前列，我们的大量经验、财力和技术力量既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增长需求，支持它们在发展之初就开始发展可再生能源，又能促进它们用一种清洁的、气候友好的方式实现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的贡献将会非常突出。

Q：您怎么看待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助力作用？

A：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前景非常广阔。甚至可以说，可再生能源应该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地区的低矮房屋居多，有足够的空间去装风能、太阳能发电设施。农牧区会有许多应用场景，例如，对于一些喜阴型作物种植，如蘑菇、枸杞、黄芪、油牡丹等，可以在作物上方铺设光伏板，在保证作物生长环境的同时完成发电。在存在荒漠化现象的牧区，还可以将可再生能源设施和畜牧业结合起来，安装光伏板可以降低土地蒸发量，冲刷光伏板会增加灌溉强度，板下长出杂草可以牧羊，一举多得。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能供应农户在生活照明、基本电器、局部供暖、交通工具和农机具上的用能需求，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能力，也给他们致富带来了强有力的能源支撑。所以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地区必然大有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把用绿电赋能农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这会是实实在在造福农民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