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迎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努力争取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愿景目标；2020年12月12日，习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2020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其中第八项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随后，各部门如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就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密集发声。可以预见，2021年将有更多的规划出台、政策落地，国家以及各省市也将陆续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时间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哪些意义？中国未来将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导向下发生哪些经济社会转型？而在转型中企业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又将迎来哪些机遇？本文从新时代背景出发，阐释了碳中和目标的价值以及行业企业深度脱碳的责任与机遇。

新时代背景下的碳达峰、碳中和

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首先，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外部发展环境还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都要求坚决摒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低碳之路。其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反映的是社会进步和发展阶段的提高。第三，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后，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积极的贡献者、参与者、引领者。世界关注着中国，而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意义与价值十分必要。碳达峰、碳中和不是两个目标，而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第二阶段：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不能把它割裂开来。有人或许认为碳达峰相对容易实现，碳中和是40年以后的事了，可以先不管，这种理解是偏颇的。碳达峰绝不是要“勇攀高峰”，而是必须尽早达峰、尽低削峰。现在爬的峰越高，后面中和起来就会越困难。而且，这两个阶段的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本世纪中叶建设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是相契合的。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换言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只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此时提出碳中和的愿景目标，对外是在承担《巴黎协定》下的大国责任，服务总体外交，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欧大国博弈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内则是实现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通往“美丽中国”的必经之路。另外，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是一个协同对策，它是国内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繁荣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根本措施。长远来看，碳中和目标将极大推进疫情后绿色经济复苏，带动技术和产业升级，引领经济长期增长。此外，在环境改善方面，碳中和也将成为一个重要抓手。以治理雾霾为例，202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以空气质量改善来带动二氧化碳减排，而之后则将更加偏重以碳减排来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此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也意味着在绿色经济产业和零碳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是未来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以及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彰显全球领导力的重要领域。

经济社会深度脱碳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目前，很多组织机构都在研究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减排路径，其要点包括在2050年前实现电力系统的零排放、甚至负排放；交通部门完全清洁能源化；建筑部门基本完全电气化；工业大幅度提升电气化水平；加大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如氢能基工业、高效制氢、负排放技术等等。总之，各个部门都要大力减排。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导向下，中国将迎来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面临很多挑战，且难度巨大。

首先，中国碳排放体量很大，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8%，世界排名第一，大于美国加欧盟的总和；其次，中国的碳排放尚未达峰，而且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很短，仅为30年；另外，中国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能耗物耗高，增加值率低。而且，从产业结构上看，国内单位GDP的能耗仍然较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比重为2-3倍；在能源结构上，2019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为57.7%，规模以上发电厂发电总量中火电占比72%，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30%；还有就是我们国家深度脱碳技术储备不足、资金需求巨大、碳汇潜力较小且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难度大、挑战多，但企业也拥有很多发展机遇，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新能源的开发。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光伏发电（PV）、光热发电（CSP）、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成本分别下降了82%、47%、39%和29%，而且超过50%的新增可再生能源成本都低于化石燃料。随着全球新能源成本的持续下降，中国新能源在全球的竞争力将达到一个高度。除电力部门深度减排之外，工业、建筑、交通等非电部门的电气化和清洁化(如电炉钢、氢能生产利用、生物燃料、电动汽车、绿色建筑)，终端设备的节能提效，消费终端的深度减排技术（如可降解塑料和塑料回收）以及负排放技术（如生物能源耦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BECCS）等。碳中和目标都将催生巨大需求，为企业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

与此相反，一些高碳行业将会备受打击，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做好产业转型的准备。比如，在碳中和目标下，煤炭将没有未来。仅靠提高效率，已不能解决煤电低碳发展的要求。不要期望CCS（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能救煤炭的命！即使从保障能源系统安全的角度需要保留一些化石能源发电，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现有巨大规模的煤电行业必然要在未来30年大幅度萎缩。负排放技术主要是为了平衡过程排放、非二氧化碳等一些难减排的碳排放。而且，如果地方和企业仍想着新建化石能源的基础设施，首先要认真评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资产投资的重大风险，因为这些资产很可能会被提前淘汰，带来巨大投资损失。2019年《自然》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估计，世界直接消费化石能源的基础设施价值中，中国高达6.53万亿美元，占比30%；美国3.80万亿美元，占比17%；欧盟28国（含英国）2.81万亿美元，占比13%。

新基建与需求侧管理减碳大有可为

另外，新基建也将会对重点行业带来长远的减排效果。“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铁、公、机”，是绿色复苏计划的关键词，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如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涉及诸多产业链。新基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为全社会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虽然短期工程建设本身难免增加排放，但中长期来看，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双重革命”叠加效果显现，减排效应凸显。

最后，需求侧的管理对于实现碳中和也很重要。以前我们更多关注供给侧改革，现在需求侧的改革也可以创造很多减碳机会。企业需要和消费者一起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梳理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领域，寻找商机。例如，中国碳排放的40%来自房地产和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钢材消耗量占全国的1/4-1/3，水泥用量占1/3以上，而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有15亿-24亿吨，但资源化率不足5%。再如，中国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2015年已降至30%以下，农村家庭2019年也降至30%。中国进入后小康社会，防止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追求绿色低碳消费成为新风尚、新时尚。因此，在衣、食、住、行、用进行需求侧管理，减碳大有可为。

碳中和目标下的企业碳信息披露责任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有“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但现实中还没有真正落地。碳中和目标下，企业应履行好碳信息披露的社会责任。政府也应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信息发布平台，推动建立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制度。碳信息披露应包括企业碳排放的基本信息，也要反映企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通过碳信息披露，一方面使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股东、消费者等）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更加系统化地分析和判断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对自身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可以为进一步实施减排策略打好基础。

平安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2020年9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大股指（沪深300、标普500、欧洲斯托克50和日经225）成分股当中，日经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做得比较好，中国沪深300里只有3%的企业（市值占比13%）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讨论了气候风险，改进空间还很大。

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正式启动，为保证碳市场平稳运行，更好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和促进低成本减排的作用，需要增强市场的透明度，碳披露制度建设更为紧迫。企业碳披露可能从自愿披露走向强制披露。未来，企业一方面会遭受气候变化直接的风险，比如投资选址或者项目本身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同时，企业还将面临监管风险、声誉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等等。国家碳中和的目标必须要达到，股东、消费者的可持续发展诉求越来越高，企业减排增加的成本怎么消化？答案就是，寻找新的商机。未来，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把碳作为一项资产来进行全面规划和管理。碳规划和碳规划和碳管理做得好，就是机遇；做不好，企业就可能被淘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